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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同鄉組織與社會關系網絡 社會關系網絡( 五 )

社會網絡關系民國


同鄉組織對于維護上海社會秩序的根本重要性 ,最明顯體現在戰爭時期 ,如 1937年 8月虹口、閘北慘遭轟炸時 ,同鄉組織彌補了上海市政府有限的處置能力 。 21所同鄉組織立即動員他們的資源救助各自的群體 。 除開此前提及的浦東同鄉會 ,廣東同鄉會舉辦了 5個難民收容所;寧波同鄉會開設了14個 ,并且組織船只 ,把 20萬人轉移到寧波 (占當時全上海寧波人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之間 ) 。 在 這個生與死的當口 ,當在上海的生活過不下去的時候 ,同鄉紐帶為許多上海居民提供了可以投奔的另 一個家 。 如何劃分和理解這些網絡和組織 ,這仍然是個問題 。 不同于社會網絡的許多其他基礎 ,同鄉 紐帶并不提供明確的信仰依據 ,也不闡發某種意識形態 ,不像群眾運動 ,政黨或宗教群體 。 因為喚起對 地區文化和外地人處境 (失去了家鄉的正常關系網絡的保護 )的共同感受 ,同鄉感情為形成社會網絡、 提供社會援助提供了可能 。 同鄉組織并非階級組織 ,也不受職業限制 。
如果說同鄉紐帶對于相關社會活動非常關鍵 ,很多情況下 ,正是由于它的涵義的相對空泛 ,這種 紐帶變得特別有用— — 因為它可以被用于各種用途或與其他組織關系相結合 。 由于同鄉紐帶能帶動 許多大規模的群體 ,并聯接社會各個階層 ,同鄉組織作為民眾運動動員的載體極為有效 。 當時的社會 存在著一個問題 ,即如何代表人民和公眾的權益 (這個問題在不同時期都不同形式地存在著 ) 。 在代議 組織和政府體制缺席的情況下 ,同鄉組織 ,由于其數量眾多 ,成員廣泛 ,有時能形成與“人民”的概念非 常近似的群體 ,而這正是當時許多人苦苦尋求的 。
盡管正式和非正式的同鄉紐帶交織在城市社會中 ,它們卻不一定自動地形成網絡: 只有當它能使 相關人等共同受益 ,才成為網絡 。 這一點要依賴于等級制度和恩主的社會關系與資源 。 即便當這些組 織的接收的成員越來越廣泛 ,大眾主義的、有時甚至是民主性的說法逐漸增多 ,情況還是一樣 。 在三十 年代 ,同鄉組織與國民政府日益互相滲透 ,同鄉組織的領袖則不僅收納商業領導 ,有些情形下甚至接 受最有勢力的幫派首領 。 這樣一來 ,這些組織的社會性質及所依賴的權力關系也越來越復雜 。 盡管很 多方面都令會員受益 ,并在當時日益壓抑的政治環境中為市民權運動提供出口 ,三十年代的巨型同鄉 會在本質上是些保守的組織 ,它們依賴現狀 。 只有現狀 ,才是這些多重身份的同鄉領袖保持財力和影 響力的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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