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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的同鄉組織與社會關系網絡 社會關系網絡( 三 )

社會網絡關系民國


首先在報紙上發表言論維護席上珍的是洞庭東山同鄉會 。 很快就有其他團體加入 ,推動公眾輿論 同情席上珍反對湯節之 ,這些團體包括席上珍的母?！?城東女學 ,另外 2個女學 (博文女學 , 南洋 女學 )席上珍江蘇老家的另外 3個旅滬同鄉組織 (蘇州同鄉會 ,吳江同鄉會 ,洞庭西山同鄉會 ) ,一個 “職業女子聯修會” ,和一個“女子植權公司” 。
有人對為席上珍提供公眾證辭的組織網絡發表評論 ,并同時質疑湯節之的捍衛者 ,指出公眾期望 有關組織 (作為道德保人 )也應對湯節之的信譽發表聲明 。 連日報載席湯案 ,可知社會上已視為一種重 大事件 。 “… …今女界以及各團體已將有所 [? ] 。 然湯之同鄉及舉湯為董事經理理事監察人……查此 事真相 ,以判湯之曲直……當護其機關之固有聲譽 ,速驅逐此害群劣馬 。 若調查所得 ,湯竟毫無關系 , 或湯竟因仁而得謗 ,當必出面護其同鄉及董事經理理事監察人之名譽 ,即間接衛 [? ]其機關自身之名譽 ” 。
這個公開質疑— — 要求相關組織對當事個人的行為進行調查、作證 ,并承擔維護社會道德的責任 —— 得到了回應 。 在對湯節之的審判期間 ,那些在他迅速崛起成為公眾人物的過程中由他費盡心力構 建的社會網絡也出面 ,站在他的立場進行了強有力的干預 。 在第二場法庭聽證會和法庭宣判之間 ,二 十四所公團的代表— — 包括同鄉組織 ,同業公會 ,自治會 ,工人互助會 ,馬路商界聯合會—— 召開一個 各團體聯席會議表示“激昂” 。 會議記錄刊登在上海的日報上 ,將湯節之描述成上海司法整體濫用的受害者 ,并宣布糾正司法以保護人權的公共目標 。 有意義的是 ,與會者宣稱他們的行動并不是只為了湯節之 ,而是出于更廣泛的市民主張 ,“一振司法精神 ,籍保國際地位” 。
會議的名錄反映了湯節之人際關系網絡的力量與局限性 。 盡管湯節之有廣泛的社會組織關系 ,但 都為期不長 ,湯的政治主張抱負和運動為他在這些組織里贏得了許多朋友 ,卻也樹立了許多敵人 。 許多組織的領袖都是先聚集了個人財富 ,然后因為他們顯見的資源被擁立到領袖地位 ,湯節之卻不同 , 他有許多社會責任和事業 ,卻沒有與之相稱的個人財富 。 他擔任領袖職位的若干個組織中 ,多個因他 的被捕引發了內部爭議 ,例如總商會受到壓力要就此事公開表態 ,但決定保持沉默以避免爭議 。 也有些組織領袖選擇公開地站在湯節之一邊—— 以他們組織的名義 ,但內部也有反對 。 有些組織的成員立即表示抗議 ,指出他們的組織作為整體并不一定支持湯節之 。 由于這些爭訐 ,湯節之的一些支持者 (包括寧波同鄉會的代表 )不得不將他們組織的名字從公開支持宣言中拿下來 。 雖然數目有所減少 ,第 二天還是有 20個組織發起一個司法改革運動 ,提出了一攬子改革計劃 ,表明他們對市民權益而非個 人忠誠的堅持 。
盡管湯節之的捍衛者們努力表明他們的行動是基于廣泛的公眾利益 ,湯的抨擊者則對司法改革 運動背后的私人關系網絡發起攻擊 。 在一篇題為“私誼不是公論”的文章中 ,一個湯節之的批評者指 出: 如果少數人為了“私交”而假借“公論”名義去向人示威 ,這分明是破壞民眾的威信 ,凡屬民眾都應 該起來向這少數自稱民眾代表的提起嚴重詰問! “各團體為了`私誼’ 去搭救湯節之……決不能容他們 戴著`公論’ 的面具 。 何況各團體的多數份子 ,未必各個都與湯有`私誼’ …… 那么要搭救湯節之…… 用他們個人名字出面好了 ,何必糟蹋多數人共有的團體名義呢?`社會柱石’ 式的慈善家死了……這個 死者真做過何種`公益’ 嗎? ……各團體的多數先生們… …為什么被人拉了去送出喪都不開口呀? ”
這篇評論鮮明地指出這個時期社會網絡的一個特征 ,即公共與私人忠誠之間的模糊界限 ,以及許 多領袖與他們本應代表的社團成員之間的矛盾 。 這里我想轉入關于多層次網絡與公共政治的第二個 例子 ,也就是 1932年的浦東同鄉會 ,它是隨著青幫首領杜月笙的勢力到達頂峰而崛起的 。 當杜月笙的 勢力增長 ,浦東人—— 以及凡是能沾靠浦東身份的人—— 迅速動員 ,結成一個組織 ,并成為杜月笙勢 力的受益者 。 杜月笙此時已經在一系列市民組織和合法的商業企業中成為顯要人物 ,浦東同鄉會則把 他推舉到一個地方恩主的機構性地位 。 這個地位上的還有浦東出身的不同政治、教育與思想背景的領 袖 ,如孜孜推動職業教育的黃炎培 ,棉花企業主和佛教居士穆歐楚 ,同是企業家 , 慈善家 ,佛教中人的 王一廷等 。 通過服務于同鄉群體 ,杜月笙無疑在名聲上面受益非淺 ,此外還在同鄉情誼的機構化中收 獲了個人忠誠 。 杜月笙的顯赫的確是促成浦東同鄉感情復興的原因 。 除開由李平書 1905年創立的一 個短暫、小規模的浦東同仁會 ,浦東的歷史上并沒有同鄉組織 。 浦東同鄉會的成員甚至領袖也并非都 是浦東本地人 。 王一廷就是一例 。 他的祖籍在浙江湖州 ,但他出生在浦東 。 雖然傳統上出生地與籍貫 并不一致 ,這個偶然的身世卻使他得以享受兩種同鄉身份 ,并首先賦予這個稱謂新鮮的、更加靈活和 策略性的涵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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