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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張仲景與《傷寒論》 張仲景傷寒論( 四 )

張仲景傷寒論淺談


1、翰林學士王洙于蠢簡中所見到的《金匱玉函要略方》 ， 明顯是有人將王叔和《脈經》卷七、八、九又獨立成書了；《金匱要略》只是將《金匱玉函要略方》中、下兩卷的章節稍作調整后 ， 前面附上了從《難經》、《傷寒論》、《千金》、《外臺》等中醫學古醫籍中摘錄的文章片段 ， 組成了“臟腑經絡先后病第一”；另外 ， 還從《千金》《外臺》上選擇了一些類似的經驗方證 ， 附于部分篇章之末 。
2、《脈經》卷八、九匯集的是魏以前 ， 包括西漢經方家十一家中治療雜病與婦人、小兒病的經驗方證 ， 以及醫經家的一些相關的理論 。其實 ， 王叔和在《脈經·序》中講得很清楚：“今撰集岐伯以來 ， 逮于華佗 ， 經論要決 ， 合為十卷 。百病根源 ， 各以類例相從 ， 聲色證候 ， 靡不該備” 。
因此 ， 《金匱要略》根本不是張仲景的個人著作 ， 而宋本《傷寒論》也遠非張仲景的“論廣《湯液》”了 ， 林憶輩在“《傷寒卒病論》集”中所謂的“《傷寒雜病論》十六卷”與《金匱要略·序》中所謂的“《傷寒卒病論》十六卷” ， 純粹都是無稽之談！
在中醫界公認的現存最早的古籍《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中有：“病有遠近 ， 證有中外”；但這是唐·王冰補入的內容 ， 所以其寫作的具體時間尚不能確定 。在宋本《傷寒論》中 ， 雖然各篇的題目均為《辨XX病脈證并治》 ， 但據高繼沖本與孫思邈本《傷寒論》 ， 再參考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序》與陶弘景的《輔行訣五臟用藥法要》可以確定：這是林億、孫奇輩所為 。在《傷寒論》的條文中 ， 雖然也有“觀其脈證 ， 知犯何逆 ， 隨證治之”；但據《傷寒論》的條文與王叔和《脈經·序》中的“仲景明審 ， 亦候形證”可知：張仲景在診療疾病時 ， 注重的是“形證” ， 并非“脈證”；另外 ， 在《脈經·序》還有“聲色證候”說 。在托名華佗的《中藏經·論五臟六腑寒熱虛實死生順逆之法》中 ， 有“形證脈氣”一說；在唐·楊上善的《黃帝內經太素》中 ， 有“證候”一說；在宋·陳無擇的《三因極病證方論》中 ， 有“五科者 ， 脈、病、證、治及其所因”；元·朱丹溪的門人在總結其臨床經驗時 ， 將匯編而成書籍直接命名為《脈因證治》 。直到明清時 ， 明·周之干在《慎齋遺書》中 ， 才提出了“辨證施治”；清·徐大椿的在《傷寒類方》中 ， 也提出了“見癥施治”；清·章虛谷在《醫門棒喝·論景岳全書》中 ， 才提出了“辨證論治”；但同時還有“辨別論治”、“辨證論方”、“論證立法”等 ， 而且“辨證論治”在書中也僅出現了一次 。
另外 ， 在明清的一些醫書中 ， 雖然已有人將“癥”與“證”開始通用了 ， 但“癥”字在《康熙字典》中卻并未收載；直到解放以后 ， “癥”與“癥狀”才同時出現在各種字典中了 。在解放以前 ， “證”即證據 ， 以一個有關聯癥狀集合為表現形式 ， 因此也稱之為“證候”；所謂“證”、“證候”與“癥” ， 其實都是指“癥狀”；若將“證”字加以限定 ， 就變為一組特定癥狀了 ， 例如“藥證”、“方證” 。在漢唐時 ， 由于都是用經驗方治療疾病 ， 所以其診療方法就是“辨方證”；從北宋開始 ， 因為一些儒醫開始用《內經》中的理論指導臨床 ， 因此就出現了先“論證立法” ， 再自擬處方的治療方法 。
1955年2月時 ， 中醫理論家、教育家任應秋先生在《中醫雜志》上發表的《偉大的祖國醫學的成就》中 ， 又正式提出了“辨證論治”一說；兩個月后 ， 又在《中醫雜志》上發表了《中醫的辨證論治體系》 ， 開篇就說“辨證論治是中醫臨床上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識 ， 所以張仲景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數十篇 ， 無不冠以“病脈證并治”或“病脈證治”的題目 。但中醫的證候絕不同于西醫的癥狀 ， 中醫的證候完全是施治的用藥的標準 ， 而西醫的癥狀不過是描寫病人的異常狀態 ， 殊非診斷治療的關鍵” 。在當年6月 ， 任應秋先生的學生方藥中在《試討論“中醫治療體系”中的幾點基本認識》中說：“中醫對疾病的診斷上主要是劃分癥候和癥狀群的類型 ， 然后再依據不同的癥候類型結合機體個別的具體情況作各種治療 ， 這就是所謂的辨證論治” 。1957年 ， 中醫泰斗秦伯未先生在《江蘇中醫》上發表了《中醫“辨證論治”概述》一文 ， 也認為“辨證論治是中醫普遍應用的一個診療規律 ， 從認識證候到給予適當治療 ， 包含著完整的極其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傷寒論》和《金匱要略》的基本精神就是辨證論治 ， 《傷寒論》篇首的標題都作‘辨XX病脈證并治’ ， 《金匱要略》也作‘辨XX病脈證并治’可以理解” 。從此“辨證論治”就像雨后春筍一樣 ， 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 ， 得到全國中醫界人士較為廣泛的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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