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張仲景與《傷寒論》 張仲景傷寒論( 六 )


到了兩宋時 , 因為朝廷重文抑武、重視醫藥 , 所以醫生的社會地位就被提高了;尤其是范仲淹“不為良相 , 便為良醫”的言論 , 更是為落地學子和官場失意的士大夫們找到了歸宿 , 因此儒醫便誕生了 。因為理學的影響 , 他們“以術為不可恃 , 而必推求其理” , 所以就開始用本為針灸提供理論基礎的《素問》、《針經》包括《難經》中的知識注解《傷寒論》 , 因為對張仲景三陰三陽六病的錯誤解讀 , 導致了溫燥之劑濫行于世;特別是朝廷設立的和劑局編撰并出版的《和劑局方》 , 不僅擴大了一些經方的方證范圍 , 而且還將不少湯劑變為煮散 , 因此改變了這些經方的用量 , 以致出現了方不治病的怪象 。因為從北宋開始整個朝野都非常迷信五運六氣 , 所以到了宋金時以張元素為代表的一些儒醫們、就簡單地將這種現象歸咎為“運氣不齊 , 古今異軌 , 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于是他們就逐漸拋棄了漢唐千余年的經方醫學 , 一本岐黃之術 , 走上思辨醫學的歧途了!
清·《四庫全書》中說:醫分于金元 。其實就是這些儒醫們 , 也因為“天人相應”、“人附天數”與“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下 , 將東漢醫經家“以天喻人” , 類比而來的“臟腑經絡學說” , 當作人體真實的結構生理對待了 。在醫療實踐中 , 他們根據病人的癥狀與體征 , 用這個“天人模型”通過司外揣內 , 廣泛思辨推測人體的結構生理、病機病因 , 描述中藥的功能歸經、指導處方用藥;其實與人體真正的結構生理、病機病因相去甚遠!因此清·王清任才會《醫林改錯》 , 但限于當時的科技條件 , 也只可能對人體結構的認識有所提高 , 對人體生理的認識不會有什么突破!尤其是用《素問》從自然界觀察而來的物理的對抗性原則治療人體疾病 , 很多都不符合人體自然的祛病機能 , 反而與西醫的對抗性療法非常相似 , 所以臨床療效根本就不能與經方相提并論!
但令人慶幸的是:北宋以后的儒醫們盡管開創了思辨醫學 , 但研究《傷寒論》者仍大有人在 , 雖然他們也用《素問》、《針經》中的理論解讀《傷寒論》 , 但在臨床診療疾病時 , 仍然是“辨方證”;而且多數專業的醫生還是師帶徒 , 他們跟師學習的都是臨床診療疾病的實用知識與技能 , 只有個別文化程度較高者或儒生學醫 , 才學習《素問》、《靈樞》或其他各家的理論知識!可令人遺憾的是:解放以后 , 中醫的頂層設計者與教材的編寫者根本就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把自己的東西研究透” , “取其精華、除其糟粕”“使它科學化”!在整個中醫界對中醫診療疾病的真諦與中醫理論的實質還沒有一個理性的、正確的認識的情況下 , 就拋棄了傳統的中醫教材與師承方法 , 以北宋以后儒醫們開創的思辨醫學為主要內容、模仿西醫的教材模式編寫起了統編教材;將《素問》與《靈樞》中的“臟腑經絡學說”撰次成了中醫的人體結構生理學 , 將“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確立為中醫的基本特色 , 尤其是從四版教材開始又將各家學說“統戰”為一個辨證體系 , 其實是將整個中醫界引入了一個大一統的、單純的思辨醫學時代了!像“病因辨證”、“藏腑辨證”、“氣血津液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 , 這些建立在“臟腑經絡學說”基礎上的辨證方法 , 其實是在辨別幾個分類混亂、名實不符的癥狀群而已 。即使“八綱辨證”中的“陰陽” , 在《傷寒論》中是指病人的機能反應亢奮與否 , 并非現在所謂八綱中的總綱 , 所以明·張景岳稱之為“兩綱六要”;而“虛實”從字面看似一對陰陽 , 其實根本就不是;“表里”雖然是一對陰陽 , 但對人體來說 , 還有“半表半里”(其實是非表非里 , 聯系人體表里的心血管系統) , 因此稱之為“兩綱七要”才準確 。致于“六經辨證” , 根本就不是指《內經》中六經病的癥狀 , 而是《傷寒論》中六病的癥狀 , 所以稱為“六病辨證”才正確;但對張仲景來說 , 這只是一個初步的分類 , 六病之后再“辨方證” , 才是他診療疾病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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