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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張仲景與《傷寒論》 張仲景傷寒論( 五 )

張仲景傷寒論淺談


但是 ， 宋本《傷寒論》已遠非張仲景的“論廣《湯液》” ， 《金匱要略》也并非張仲景的個人著作；而張仲景的診療方法是：先辨六病、再辨方證 ， 而“方證” ， 是某個處方所治療疾病的癥狀與體征的集合 ， 并非癥候和癥狀群的類型 。第二 ， 任應秋、秦伯未先生只是泛泛而談 ， 只有方藥中先生是對辨證論治作出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 ， 但三者的認識其實并非一致 。任應秋先生所謂的“中醫的證候絕不同于西醫的癥狀” ， 可事實上中醫的證候正是西醫所謂的癥狀與體征 ， 而且也就是中醫“施治的用藥的標準” ， 反而是西醫需要進一步尋找所謂的病因 ， 否則就是對癥治療 。第三 ， 方藥中先生對“辨證論治”中“論治”定義比較模糊 ， 根據其醫案應該是：先定治則 ， 再論方藥；另外 ， 癥狀本身就是人體與疾病斗爭或人體結構生理異常的表現 ， 因此“人體個別的具體情況”實已包含其中 ， 所以根本就沒必要再考慮了！
在全國中醫統編教材中 ， “辨證論治”最初于二版教材《中醫診斷學講義》的“診法運用”的小結中 ， 而且也僅是出現過一次；直到1974年出版的四版教材《中醫學基礎》中 ， 才正式將“辨證論治”作為了中醫的特色之一 ?！八^‘辨證’,就是分析、辨別、認識疾病的證候；‘論治’就是根據辨證的結果 ， 確立相應的治療法則” 。在這個定義中 ， “辨證”是辨“證候” ， 不是現在所謂的“證候的類型”；但“論治”卻是“確立相應的治療法則” ， “辨證”與“論治”不是一個層次 ?，F在的“辨證論治”就是在傳統的“辨證論方”之間插入了“辨證型”與“立治則”兩個環節 ， 從表面上更具有概括性了；其實是將中醫的診療徹底統一為單純的思辨醫學的方法了！據親身經歷這一歷史過程的名老中醫的回憶：把各種形式、不同內容的辨證論治方法綜合起來 ， 組成一個體系并寫進中醫教科書里 ， 那是新中國成立以后 ， 一大批從事中醫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學者們 ， 在黨的政策鼓舞下做出的一項貢獻 。但事實卻并非如此！
根據先秦、兩漢時與中醫有關的史料和考古文獻可知：在秦漢之際 ， 中醫仍處于零散的經驗積累狀態 。西漢時統一、穩定與寬松的社會環境為中醫的交流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 在西漢二百多年的時間里 ， 中醫的經驗醫學得到了快速發展；據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記載：西漢成帝時 ， 以書頗散亡 ， 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 ， 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時 ， 將醫書分為醫經七家、經方十一家；其中 ， 醫經家是原人血脈經絡、陰陽表里 ， 用針石湯火等外治法治療疾??；而經方家則是根據中草藥的性味與所主癥狀 ， 以積累的經驗方通過內服湯藥治療疾病 。東漢則是醫經家的臟腑經絡學說與張仲景的三陰三陽六病理論形成的時期 。
在東漢中期時 ， 當班固撰次、章帝欽定的《白虎通義》用陰陽五行來解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 并逐漸成為人們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后 ， 醫經家就在“天人相應”“人副天數”與“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下 ， 以西漢末年醫經七家的針灸經驗和對人體的認識為基礎、撰次為三位一體的《針經》、《素問》與《難經》了；他們“以天喻人” ， 根據人體臟器的藏、瀉關系 ， 類比“地五天六”統一了五藏六府和奇恒之府 ， 然后將人體的五藏與四時五行類比 ， 以人體解剖時肉眼可見的生理功能 ， 加上四時五行的物理屬性作為五藏的功能 ， 組成了一個五藏相生相克的藏象系統；又將人體的經脈與大地上的河流類比 ， 在西漢初時十一經脈的基礎上演化為十二經脈 ， 推想出一個人體五藏六腑與十二經脈環道相連的氣血循環的人體結構生理模型 ， 即現在所謂的“臟腑經絡學說” ， 為醫經家針灸時 ， 避開五臟六腑、循經取穴治療疾病 ， 以及生理與病機方面的解釋提供了支持 ， 走上了“天人醫學”之路 。
在東漢后期時 ， 張仲景師式西漢成帝時的《湯液經法》 ， 在《湯液》以方位命名、分類應用經方的基礎上 ， 根據病人的癥狀與體征所發生的部位不同、以及所反映出的人體機能的亢奮與否 ， 歸納總結出了一套系統的疾病分類方法 ， 即三陰三陽六病理論；為經方家在不知道人體結構生理、病機病因的情況下 ， 根據病人的癥狀與體征 ， 正確應用經驗方證制定了一套操作規范 ?？上堉倬暗摹罢搹V《湯液》” ， 經王叔和撰次后 ， 就淪落為一本專治傷寒的《傷寒論》了；經北宋林億輩校修后 ， 不但搞亂了張仲景的學術淵源 ， 而且又進一步將《傷寒論》狹義化了 ， 以致后世真正能理解張仲景旨趣者少之又少！但是 ， 只要認真研究一下《脈經》、《諸病源候論》、《千金方》、《千金翼方》與《外臺秘要》就不難發現：在漢唐之際 ， 醫經家與經方家就像現在的中醫與西醫一樣 ， 雖然都是為人治病 ， 但是兩個不同的診療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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