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簡述 先秦諸子( 二 )


不論封建制度還是專制制度,都走不出興亡交替的死循環:封建王權必然滅于武力兼并,專制王權必然滅于內部造反 。 以孔孟之智都未曾考慮過如何打開歷史的死結,孟子且首倡“一治一亂”的消極史觀及“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之說予以解釋 。 我不得不說,這種解釋是不負責任的 。 如果孟子深信封建制度是優良的政治制度,同時道德上的圣人必能居現實的王位,那么此制度何以不能永葆長治久安而必然陷入周期循環?這只能說孟子對自己的理論是不自信的,因為他把治亂的根源歸于天 。 既然是天命所定,則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 。 既然是天命所定,孟子何以知之,且言“五百年”為一定數?我以為孟子循環治亂之說頗有消極作用,后人頗因此以為王朝興替為正常規律,未能勇于思考另一種打開歷史循環死結的可能性 。
孔子如龍,見首不見尾;孟子如虎,元氣淋漓 。 孔子可為師,孟子可為友 。


荀子

先秦諸子簡述 先秦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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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發展史上,雖孟荀并稱,但因荀子主張性惡論,且其兩個著名的弟子韓非、李斯皆為法家代表人物,后世稱頌孟子遠過于荀子 。 宋明儒學本于孟子,發揚荀學者寥寥無幾 。 事實上,荀子是后世儒家諱言的人物,故論荀不易 。
孔子的政治思想,以成仁、崇禮為兩大端 。 孟子申說仁義,荀子最重禮治 。 也可以說,孟子重理論,而荀子重實際 。
孔子不言人性之善惡,只說“性相近,習相遠也”,且以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為客觀之態度 。 蓋孔子暗指人性中既有善端,也有惡因也 。 孟子乃一理想主義者,故單倡性善說,甚至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 。 出發點雖好,但立論已偏 。 荀子乃一現實主義者,強調“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 此論雖有利于建立制度以抑制人性惡因,但畢竟也屬偏頗之論 。 其實孟子未必不知人性中有惡因,否則他就不會說“人之異于禽獸者幾?!?;荀子未必不知人性中有善端,否則抑制、剪除惡因豈能實現良治?雖然如此,二子之立論重點不同,為使理論純粹,故特各執一端,實已違孔子之中道也 。
荀子既主性惡,勢必強調禮法 。 荀子曰:“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 。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以求 。 ”“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 。 荀子重名分,實則重視個人的權責劃分 。 荀子崇禮的目的并非使人絕欲,只是使人節欲,其經濟思想則屬市場派,目的在盡量使民致富 。 由此可知,荀子之政治、經濟思想與西方現代思想有其相通處,其超邁時賢也遠矣 。
但荀子所理想的社會為一道德等差社會,其實質是重平等而輕自由,此與自由主義正好背反 。 在荀子的理想中,“無德不貴,無能不官 。 無功不賞,無罪不罰 。 朝無幸位,民無幸生 。 ”故可謂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 故荀子之說離封建貴族遠,而離郡縣制、尤其是后世科舉制中平民知識分子的訴求近 。 孔孟反顧,荀子前瞻 。 荀子欲通過禮治建立一道德理想國,故其當然屬于儒家之后勁 。
因荀子崇禮,重等級、正名分,故其在理論上勢必尊君 。 與孔子“君臣以義合”,孟子“民貴君輕”論不同,荀子主張“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于天下……生民莫不振動服從,以化順之 。 ”直至天下以天子之是非為是非,天子權威無遠弗屆 。 故天下治亂系于天子一人,天子尊榮超邁萬民 。 法家之韓非、李斯皆出荀門,豈曰無憑?法家實為荀學之極端化也 。 荀子堅持王者必須是圣人、公仆,故應賦予其無上權威,王者若不能為圣人之行,盡公仆之責,則可廢可誅 。 法家則放棄此堅守,置換為只要是王者,自然就一定是圣人,故圣王不再,而專制統治已如銅墻鐵壁矣 。 此局面導源于荀子理論,局面一旦形成,縱使荀子及其門徒高喊“可廢可誅”口號,豈可得乎?好在荀子為此死局留下了訴諸革命的手段,但也僅僅如此 。
由上可知,荀子雖主性惡論,而其潛臺詞則是人民性惡、天子性善 。 自由主義由人性惡預設導出當權者必經選舉產生,必受人民監督,荀子之性惡論卻導出事實上的君主專制局面,可謂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
儒、墨、陰陽諸子多言天命,獨荀子力主“天人相分”,故言“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 此乃理性態度 。 但諸子言天命,實有以天命限制君權之意,誠屬無可奈何之舉 。 尤其在專制政治下,人民對君主的監督本就不足,君主若連天命也不敬畏,其橫暴可知也 。 故天命是否應驗或僭主是否假天命亂政不能成為天命之有無的證據 。 擴而論之,人的敬畏心從何而來?只能來自對天道、天命即造物者的認可、崇拜 。 人若無敬畏心,人間豈能建立穩定的秩序?故,天道即便無法證實,人類也必然會虛構其存在 。 既經虛構而存在,它既是一實在的存在,因為它能對人心進行一定程度的規制也 。 且以近例言之,唯物主義者否定天道的存在,故與荀子一樣力主人定勝天,其結果如何?當今神州,已成霾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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