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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彭年《遯庵日記》同治十年元旦試筆事 ， 圖自《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
新年試筆所寫的也未必全是寫文字 ， 有時還可以作畫、臨帖 。對二十七歲的吳大澂而言 ， 身處戰亂之中 ， 新年仍有排遣不去的悶愁 ， 辛酉年（1861）正月初二日的開筆 ， 是畫窗心一幅 ， 所謂“雨窗無聊 ， 藉以遣悶” ， 而未寫下試筆的吉祥語 。選擇以作畫開筆也并非罕見 ， 倪稻孫《海漚日記》嘉慶十九年（1814）正月初二日 ， “燈下作畫一紙 ， 足破岑寂” 。這是新年以來倪稻孫的之一次動筆 。光緒元年（1875）乙亥年元旦 ， 陶濬宣《稷山日記》記載：“洗研試筆 ， 學漢碑數紙” ， 看來又是以臨碑帖為新年發筆之始了 。
總之 ， 就內容而言 ， 新年發筆這一儀式并無特別的要求 。吉祥語自然是大宗 ， 但不拘于此的文人完全可以隨意選擇想寫的內容 。就這一點而言 ， 新年發筆這一儀式是松散的 ， 不同地域、不同層次的識字者（并不一定是文人）均可隨意選擇他所接受的書寫傳統 ， 寫下他認為合適的發筆內容 。甚至 ， 一些持之以恒的文人還可創造屬于自己的新年書寫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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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鳳治《望鳧行館宦粵日記》光緒七年元旦書紅 ， 圖自《清代稿抄本》
三、幽明之力與自省之維
元旦作為時序的分水嶺 ， 以其除舊布新的魅力令人不自覺要在這一天做些什么 ， 以隱隱呼應時節的魔力 。在正月初一 ， 無論祭祀祖先 ， 拜祭福德神、中霤神 ， 拈香、默禱等 ， 或是順著喜神的方位行走 ， 可能都是順從這種節日力量的反應 。江蘇儀征人方鼎錄（1824-1890）《琥齋日記》光緒七年（1871）元旦日記明確寫道：“申刻開筆 ， 敬卜《靈棋》 。”在方鼎錄的新年活動中 ， 開筆和利用《靈棋經》占卜被視作同類事情 ， 凸顯了開筆神秘莫測的一面 。面對未知的新年 ， 回顧逝去的舊年 ， 一些關于不可捉摸的命運的展望以及對自身的總結 ， 也就油然而生 。于是 ， 一種溝通幽明與砥礪自新的情愫在元旦的各種行為上鋪展而來 。新年的試筆 ， 就其功能性內涵而言 ， 也在幽明之力和自省之維上展示了它的魔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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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鼎錄日記記載“青龍開筆……申刻開筆 ， 敬卜《靈棋》” 。圖自《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鈔本日記叢刊提要》 。
許多清代日記在正月初一這天都寫下諸多溝通神明之事 。例如清末民初的何蔭柟《鋤月館日記》并不記載新年發筆事 ， 然光緒二十五年（1899）初二日仍寫明“安排祭品 ， 祀福德神 ， 家例竭誠 ， 且為默告從此佑我 ， 神其鑒之” 。光緒三十四年（1908）元旦 ， 何蔭柟“進天地香一瓣 ， 心虔 ， 煙清縷直 ， 藉占利市 ， 天貺恒多不設 ， 成心自安我素 ， 或不致終遐棄也 ?！患覉F賀 ， 飽食發糕 ， 取與財、官二者皆有牽合 ， 亦等例文” 。在何蔭柟的正月生活中 ， 似乎一切都充滿隱喻 。新年點燃的香火 ， 被他視作占卜的一部分 。一家人大吃發糕 ， 也被他通過聲音的關系 ， 建筑起“發財”與“高升”的愿景 。這些充滿隱喻的新年之事 ， 既是何氏家族生活的實踐 ， 也通過何蔭柟之筆 ， 成為新年日記內容的一份子 。日記由此為文人與神明在新年的溝通保存了確定性的證據 。
在新年溝通神明的方式中 ， 新年發筆將之寄寓于文字之中 ， 顯得較為隱晦 ， 然而求諸神明的新年發筆 ， 卻一點兒也不少 。如姚永概《慎宜軒日記》辛卯日記（1891）初二日云：“起牙牌數 ， 得云：‘大開圍場 ， 射鹿得麈 。顧盼自喜 ， 中必疊雙 ?！煲约t紙寫之 ， 并謹錄‘常覺胸中生意滿 ， 須知世上苦人多’二語發筆 。”雖然姚永概自己認定“常覺胸中生意滿 ， 須知世上苦人多”為新年發筆 ， 但他起牙牌神數 ， 并用紅紙書寫 ， 已構成事實上的新年發筆 。姚永概這一發筆行為表明 ， 新年發筆與幽明之力的溝通效應 。同時也顯示 ， 新年發筆可能并非事實上的新年之一次書寫 ， 而是一種建構性的主觀決定的書寫行為 。在日記中 ， 作者有權力決定哪些內容成為新年發筆 ， 這就導致一些并非新年初次書寫的文字被認定為新年發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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