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網絡上隨便一搜 ， 就會發現無數的學校和企業在讀《弟子規》 ， 把它當作中國古代“蒙學經典” 。
《弟子規》誕生于清代 ， 而做清代文獻研究的黃曉丹老師 ， 接觸了大量清代的詩文集、傳記和家譜 ， 卻從來沒看到過哪里提到《弟子規》 。
她問及研究民國文獻的朋友、讀過大量現代學者的回憶錄和傳記的朋友 ， 發現他們也都從未見過《弟子規》 。 那么 ， 這個據說是“傳統蒙學經典”的《弟子規》到底為什么避開了我們的視野呢？
今天 ， 就跟諸君分享黃曉丹老師在剛剛過去不久的首屆“親近母語”《兒童傳統文化教育論壇》上的講稿 ， 讓我們看看《弟子規》到底是本什么樣的書 ， 又是怎么在近幾年大張旗鼓地流行起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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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規》在古代是賢人君子們少年時代的啟蒙讀物嗎？
海峽兩岸的研究生把《弟子規》拿來做碩士論文時 ， 都會碰到兩個問題 ， 第一 ， 作者的生平很不清楚；第二 ， 清代和民國時期以及解放后一直到2000年 ， 對《弟子規》的研究文獻都太少 。
《弟子規》的作者李毓秀 ， 是清代山西絳州的一位秀才 ， 因為沒有中舉 ， 也沒有其他學術上或者政治上的成就 ， 所以同時代人對于他的記錄很少 。
臺灣師范大學的劉雅苓同學在她的碩士論文里比對了各家的觀點 ， 大致確定李毓秀生于順治四年（1647）、卒于雍正七年（1729） 。 東北師范大學的周明杰同學在他的碩士論文里羅列了大陸館藏的《弟子規》的十二個版本 ， 其中最早的一個刊刻于咸豐六年（1856） ， 而劉雅苓同學在臺灣收集到了四個版本 ， 最早的一個刊刻于同治五年（1866） 。
這告訴我們兩點：
第一 ， 《弟子規》在作者死后一百多年才被人們注意到；
第二 ， 《弟子規》的出版其實是在鴉片戰爭之后 ， 是近代的事 。
如果我們看一下中國歷史紀年圖 ， 會發現李毓秀生活的年代和《弟子規》的出版物能在市面上找到的年代 ， 都處于中國古代史的最尾端 ， 所以宣傳中說“古代出現了那么多賢人君子 ， 寫下那么多唐詩宋詞 ， 都是因為古人從小讀《弟子規》”這是不正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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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件我覺得奇怪的事情是 ， 不管臺灣還是大陸 ， 所有人要證明《弟子規》曾經很流行 ， 就引用這句話“《弟子規》編成后 ， 因其通俗易懂 ， 易于背誦 ， 甚為普及 ， 清代末年有的地方官府還將其定為私塾、義學的必讀教材 ， 甚至作為‘勸善’書籍 ， 在祠堂、茶館、書館中進行宣講 ， 使其廣為流傳” 。
事實上這句話的源頭是1974年3月 ， 發表在《天津師院學報》上的《<弟子規>宣揚了什么》 。 作為批判文章 ， “廣為流傳”的說法有夸大和臆測的嫌疑 ， 但是其中說“在祠堂、茶館、書館中進行宣講”大概是有根據的 。
我在《四庫大系系列數據庫》9153種書里 ， 檢索《弟子規》 ， 只找到兩條文獻 。
說明它真的沒有很廣為流傳 。
但檢出的一條文獻說：“勞乃宣 ， 字玉初 ， 浙江桐鄉人 。 同治十年進士 ， ……任吳橋 ， 創里塾 ， 農事畢 ， 令民入塾 ， 授以弟子規、小學內篇、圣諭廣訓諸書 ， 歲盡始罷”（《清史稿·勞乃宣傳》） 。
這兩條文獻對照 ， 告訴我們 ， 《弟子規》在最初的使用環境是祠堂、茶館、書館 ， 使用對象是干完農活的成年人 。
這又解釋了我的兩個疑惑：
第一 ， 為什么我看過的所有清代詩人的自傳都說自己是從論語、詩經、唐詩開蒙的 ， 因為《弟子規》的適用范圍是社會下層；
第二 ， 為什么《弟子規》里面對兒童的童真童趣沒有一點欣賞的意味 ， 因為它本來就不是專門寫給兒童的 。
我們再回到《清史稿》去看勞乃宣使用《弟子規》的效果 ， 就會發現 ， 他遇到的問題是原先那些成年農民不識字也看不懂政府的法令 ， 經常干些違法的事 ， 學了弟子規之后 ， 能讀一些法令了 ， 不違法了 。
那我就要問了 ， 今天我們為什么要拿一本近代才被注意到的 ， 主要用于向那些被剝奪了更高發展要求的農民勸善的行為規范 ， 來作為兒童傳統文化教育的依據呢？
李白杜甫沒有讀過它、清代的知識階層也不讀它 ， 它在今天是不是被捧到了太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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