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2018年度十大危機公關事件 2018危機公關案例有哪些?

被“首席賦能官”選為2018年度十大危機公關事件(組)的第二部分 , 也就是另五個案例 , 分別是:
6、重慶高考“政審”風波與浙江加權賦分事件;
7、俞敏洪公開歧視女性事件;
8、碧桂園系列坍塌事故;
【分享2018年度十大危機公關事件 2018危機公關案例有哪些?】9、泉港瞞報碳九泄漏事件;
10、長城與吉利互指被“黑公關” 。
同樣 , 這5個案例 , 依然應用“首席賦能官”在10多年公關實踐所總結的三個工具:輿情與危機接觸點全景審查、“花瓶”型危機損害點研判和“事實、價值觀、對話”三要素危機公關處置 , 來進行全面系統地分析、研判 , 并提供一些針對性建議對:
——工具01——
輿情與危機接觸點全景審查
這個工具的價值與作用主要體現在兩點:
1 , 提前對一個組織的輿情風險進行盡可能全面地預判并構建、采取有針對性的防范體系;
2 , 當發生輿情或公關危機時 , 可以快速、準確地為危機處置提供全面而易操作地分析 。
——工具02——
“花瓶”型危機損害點研判
這個工具除了指導負面輿情監測、管理與口碑建設 , 更重要的是對負面輿情演化的損害點構成 , 及危機處置策略的制訂提供更準確的研判依據 。
——工具03——
“事實、價值觀、對話”三要素危機公關處置
這個工具將公關思維落實到具體可操作的方法 , 確保危機處置策略得以實施、見效 , 以減弱危機公關的損害程度 , 進而延續到危機后的公關修復中 。
由于在2018年度十大危機公關事件(組)這第一部分5個案例的盤點內容推出后“首席賦能官”收到一些反饋 , 也開展了一些討論 , 其中有贊成的 , 也有反對的 , 引發了一定的爭論 。 當然 , 這都很正常 , 也是“首席賦能官”所希望的 。
為了使討論更聚焦、更有質量 , 從而真正起到提示警醒的作用、更好地推進公關思維與理念的普及 , 在此 , 非常有必要再次對這3個工具的適用性進行強調 , 也就是“首席賦能官”對公關戰略思維的理解 , 是“立足組織經營角度用公關” , 而不是“為了公關做公關” 。 對此 , 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 一是優先從戰略上去看待公關思維的價值 , 二是公關的戰略價值實現 , 必須服從和服務組織的經營戰略 。 所以 , 公關戰略思維的體現 , 往往不是對與錯的標準 , 而是取與舍的邏輯 。 當然 , 這里說的取與舍 , 不是局限于短期與淺層的應用 , 而是要從戰略的深度與底層結構去全面、長遠地評估 。 這樣會更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首席賦能官”對相關危機公關事件的觀點與建議 。
接下來 , 讓我們詳細來呈現2018年度十大危機公關事件(組)第二部分5個案例的盤點內容:
——案例06——
重慶高考“政審”風波與浙江加權賦分
“央視《開學第一課》被全民吐槽”還只是媒體機構作為輿情危機事件的主體 , 重慶高考“政審”風波則可算得上是讓政府機關與媒體機構成為同一輿情事件的一對CP 。 通過簡單的事件回顧 , 我們可以發現此事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快速反轉 , 二是否認即打臉 。 當然 , 這兩點是緊密關聯的 , 其連接所在是危機處置三要素中的“事實”要素 。
重慶市教育考試院在第一輪回應中的關鍵信息包括兩點:一 , 重慶市嚴格按照教育部的精神 , 一直都是按照教育部的文件一脈相承 , 沒有做變化;二 , 關于政審是采訪人員把“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現實表現的審核”理解錯了 , 是媒體的片面誤讀、寫錯了 。 其實 , 第一點關鍵信息是沒問題的 , 問題出在第二點 。 因此 , 這一事件的輿情處置從接觸點的角度看 , 問題出在“泛新聞發言人運作體系” , 表現為把關人角色的發揮不當 , 正如重慶教院第二輪回應中所說的“我院發布的信息內容表達不規范、不準確 , 把關不嚴格……” 。 那么 , 此事件的警醒意義在于 , 越是媒體與傳播環境劇變 , 任何組織開展公關溝通、輿情應對與危機處置的一個基礎工作:信息把關 , 以及“把關人”的角色與力度 , 越是不能被忽視或弱化 , 反而應該得到進一步重視與加強 。
比如前些日子 , 某創業公司根據市場反饋調整了部分城市的業務布局 , 按理說 , 這是企業非常正常的經營行為之一 , 由于企業擔心信息公開后會被媒體報道為“經營遭遇困難”等 , 采取了悄悄調整的方式 。 不過還是有媒體關注到了這個情況 , 在采訪中 , 企業被調整的業務負責人、客服中心 , 以及企業公關 , 三個出口所給到媒體的信息是三種說法 , 于是媒體在報道中果然解讀為“經營困難”甚至“裁員” 。 其實 , 這樣的情況 , 企業如果能主動制訂統一的信息口徑主動與媒體進行溝通 , 反而是可以更好地抓住主動 。 這就是“把關人”的角色需要加強的一個比較典型的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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