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插圖
可見，快遞柜發展雖然經歷了多年的沉淀，但商業價值轉換仍未清晰 。
三、所謂的“第三方”
2020年4月30日，某快遞柜服務商提出了“會員制”，即對滯留快件超12小時的非會員用戶進行收費，這就是影響深遠的“快遞柜收費”事件 。
一時間，全國用戶“口誅筆伐” 。 在面對巨大負面輿論壓力之后，該快遞柜服務商打出了“苦情牌”，稱其作為第三方，為消費者服務了這么多年，其實一直是在虧損經營，為了避免承受巨大虧損，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希望用戶能夠理解 。 但顯然，用戶不買此賬 。
其實，這種“第三方”說法并不無道理 。 確實早期在快遞柜未問世前，都是快遞員直接送上門或打電話告知用戶存放地點 。 但快遞柜出現后，就在中間橫插一腳，簡單地說被它截胡了，從這一層面看它確實是第三方 。
我國法律規定買賣合同具有相對性，即合同關系僅存于買方和賣方之間，如果合同內容中涉及委托第三方進行相關合同事項，且在合同中沒有體現第三方所進行的合同事項產生的結果歸責時，那么合同所產生的結果和合同相對方無關 。 也就是說，如果買賣合同中沒有明確標的物需放到快遞柜里的話，那么自然就與買家沒有任何關系 。
可以發現，今天很多資本玩家包括互聯網巨頭看似高度都很高，但手法都很雷同，都是先否定通達系快遞企業，降低快遞員給消費者的預期，教育消費者他們快遞柜的服務多好，標榜他們是快遞服務的自然延伸，當然這也是通達系快遞企業所樂見的，也是鼓勵的 。 知道為什么嗎？
我們假設時光倒轉，回過頭看，2013年當年全國共92億件的快遞量，如果按照當時商業邏輯就能推成功的話（在當時條件下還有用戶的教育成本，因為那時候用戶已普遍接受送貨上門服務），如今8年后一個單體體量就超過170億件的快遞企業，是不是可以直接切入進去呢？因為我也不必再去教育用戶了，所有前期工作你都幫我鋪好了 。 大家是否認同其中的商業邏輯？
四、拯救快遞柜時機已到來
今天，我們發現，與快遞柜剛鋪設初期相比，近幾年增速明顯趨緩，其鋪設速度已遠不及快遞業務量的增速 。 據相關數據顯示，2020年快遞柜增速僅4.9% 。 2019年全國635億快遞包裹中，入柜率僅6.35%，相當于全年僅38億件（日均約1000萬件）快遞投放至快遞柜中 。 具體見下表1所示 。 考慮到快遞柜折舊、使用壽命等因素，我們暫且默認目前數據的真實性 。
表1 近幾年快遞柜與快遞業務量增速比較
文章插圖
（備注1：2020年42.3萬組快遞柜，數據來源于人民資訊發布的《東方快評|智能快遞箱投遞率10%以上，還須末端服務多元化》）
那么，最現實的問題來了，快遞柜真的不賺錢嗎？鋪設增速明顯趨緩，資本玩家是不是打算放棄了？
錯，還有補救機會 。
關于快遞柜，我們需要清醒的認識到兩點：
一是，快遞柜僅適合于低頻的快遞產品而不適合高頻的網絡購物，其需求是有限的、相對的 。
二是，自提柜應該是一種針對特定人群提供的高價的非標增值服務產品，而非廉價的標準服務產品 。
也就是說，快遞柜其實對于大部分人來說需求很少，僅適用于特定的剛需人群，比如今天必須要拿到快件的收件人 。 同時，自提柜針對的是上述特定人群提供的增值服務，應收高價費用，而不是對所有消費者提供廉價的普標服務 。
為此，應盡快轉換當前的經營思路，把目前快遞柜的收費對象換一下 。 即快遞柜不應該向快遞員收“保管費”，而是應該向特定的、有剛需的（如今天必須拿到件）消費者進行收費 。
比如，快遞員派送一票快遞，用戶剛好不在家（前提是今天必須拿到件），那么快遞員就通過電話與用戶進行溝通，來引導用戶授權快遞員實現快遞入柜的服務 。 如，四種方式：一是晚上派送——NO，快遞員告知晚上下班；二是存放菜鳥驛站——NO，用戶嫌太遠或驛站晚上關門；三是放家門口或水暖井——NO，快遞員告知易丟失，需本人簽收；四是存放快遞柜——YES，用戶授權并付費 。
那么，盈利來了，用戶授權快遞員投放至快遞柜中，且愿意支付這筆錢給快遞柜，比如1元 。 快遞柜經營者再從1元錢中拿出3毛錢給快遞員，用于電話、交通等補貼，快遞員收到錢后再進行下一個剛需用戶的銷售，如此反復，是不是一件“三全其美”的事呢？
推薦閱讀
- 哪家快遞公司的快遞員最好做 做哪家快遞公司的快遞員好
- 撩妹套路情話，微信聊天套路撩妹對話
- 我快遞送得超快 為什么別人送快遞好快
- 自動售貨機行業前景怎么樣 自動售貨機真的賺錢嗎
- 開超市真的賺錢嗎 為什么越來越多人開超市
- 現在開快遞驛站還賺錢嗎 開一個快遞驛站多少錢
- 小區門口的快遞驛站能賺錢嗎 小區門口的快遞驛站能不能開
- 雙魚座的隱藏力量？雙魚真的太恐怖了！
- 節假日延遲派送通知 快遞節假日送什么
- 我快遞送得超快 為什么送快遞不送到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