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文化墻 美食文化( 三 )


古代中國對食物的“淡漠”不僅出于食材的緩慢積累、交融,更在于儒家文化對口腹之欲的“打壓” 。一方面,孔子“君子謀道不謀食”的教誨讓士大夫階層往往遠離庖廚而以修齊治平為己任;另一方面,自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士大夫階層仕途通暢,“學而優則仕”也有著豐富的現實回報 。至晚在唐代之前,文人對于飲食之事是少有重視的 。
隋唐時期飲食文化尤其是宴席之風雖有較大發展,但在盛世文治武功的影響下,士大夫階層的追求依然在“提筆安天下、馬上定乾坤”之中,“烹羊宰?!笔降氖Ⅲ鄄]有孕育出與之相當的飲食文化 。唐代盛極一時的燒尾宴,也只是公卿士大夫的盛宴,遠非平民百姓所能享受 。
轉折來自于兩宋:從個體角度來看,兩宋文化昌盛導致讀書人與日俱增以至于仕途門檻抬高,同時武功疲弱又令多少人雄志難酬 。從朝廷角度來看,宋室有鑒于唐朝藩鎮割據之痛,自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始便鼓勵朝臣“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致歌兒 *** ,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用舍行藏之下,也不由得士大夫們不將視線轉向飲食了 。北宋蘇軾以嗜美食聞名,而其半生謫居的仕途,多多少少也體現了當時的飲食與儒家傳統追求此消彼長的關系 。
元朝統一后,漢族士人愈加邊緣化 。明清易代,朝廷中樞又多為滿族壟斷,“學而優則仕”的路途不再暢通無阻,文人的興趣自然而然愈加轉向犬馬聲色 。如以“小品圣手”名世的張岱,便在《陶庵夢憶》中洋洋自得地夸口“越中清饞,無過余者”,從北京的蘋婆果到臺州的江瑤柱,從山西的天花菜到臨海的枕頭瓜,大明兩京一十三省的美食竟被他嘗了個遍 。又如戲曲大家李漁,一邊醉心于梨園之樂,一邊也不忘鮮衣美食這一類“家居有事”,并在理論巨著《閑情偶寄部》中加入“飲饌”一部,系統闡述其“存原味、求真趣”的飲食美學思想與“宗自然、尊鮮味”飲食文化觀念 。
特殊的時代背景使得“飲食之人”不再被輕賤,于是一大批美食家在清代前半葉應運而生,在這一背景下,“食圣”袁枚登場了 。
袁枚在《與薛壽魚書》公然提出“夫所謂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 。羿之射,秋之奕,俞跗之醫,皆可以不朽也”,而他自己則將飲食之道視為堪與周公孔子之為相媲美的事業,因此可以毫無顧忌地“每食于某氏而飽,必使家廚往彼灶觚,執弟子之禮” 。
袁枚作詩以“性靈說”為主張,認為詩直抒心靈,表達真意,這一主張也融合到了飲食中:他認為在烹飪之前要了解食材、尊重物性,注意食材間的搭配和時間把握;他反對鋪張浪費,提出“肴佳原不在錢多”,食材之美更在于物盡其用;他將人文主義引入飲食,宣揚“物為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得不可也”;他強調烹飪理論的重要性,以為中國烹法完全依廚人經驗不利于傳承,為了給后世食客廚人樹立典范,又煞費苦心撰寫出了《隨園食單》——這部南北美食集大成之作,再一次為中華美食的發展開啟了新的紀元 。
《隨園食單》之前,中國歷代亦不乏飲食著作,但關于制法的記述往往過于簡略,如《食經》《燒尾宴食單》之類甚至流于“報菜名” 。宋元以降,飲食著作的烹飪 *** 逐漸明晰,但亦停留在“形而下”的層次 。而《隨園食單》則完成了飲食文化從經驗向理論的最終蛻變 。如“須知單”“戒單”中梳理了物性、作料、洗刷、調劑、搭配、火候、器具、上菜等方方面面,“上菜須知”中的“鹽者宜先,淡者宜后;濃者宜先,薄者宜后”等,都是對中國千年烹飪經驗一次開創性的總結與編排 。
在袁枚和他的《隨園食單》之后,中國飲食文化從“形而上”的思想層面邁上了一個新臺階,在之后的百余年里,幫口菜漸漸發達,“四大菜系”“八大菜系”逐漸成形,直到清朝國門被堅船利炮強行打開時,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依然能夠自信地寫下:“我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 ?!?br /> 來源: 文匯報
【美食文化墻美食文化】

美食文化墻  美食文化

文章插圖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