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2020年的各種關鍵詞在國內各媒體涌現 如何做國外媒體?

2020年剛剛與我們告別 。 到了新舊交替的時候 , 關于2020年的各種關鍵詞在國內各媒體涌現 , 而被迅速控制的新冠疫情似乎只是萬象中的一環而已 。 但疫情仍舊急轉直下、封鎖只見縮緊的英美和歐洲 , 疫情依然是大部分討論的根源 。
《衛報》、《紐約時報》等大型刊物也照舊風生水起地整理著影視作品類的年度榜單 , 可在名單列舉之外 , 該用什么語言來總結過去一年 , 總結一場在日常生活中無影無形的病毒天災?困在公寓樓里、喪失了具體生活體驗的人 , 又會怎么回望和記憶?
戰爭、足球賽、馬拉松、海嘯、火……哪種比喻更適合用來描述這場波及全球的疫情?對于疾病的隱喻 , 也許恰恰反映了我們對抗失語狀態的努力 。 疫情的沖擊也推動了媒介的蛻變 , 影院遭遇寒冬之際 , 是否意味著長篇電視情景劇的溫情回歸?從疫情隔離以來 , 孤獨的封鎖生活是大多數人不得不面對的困境 , 一些人就此提出了“肌膚饑渴” 。 對肢體接觸的渴望 , 既根植于我們的基因之中 , 也是尋求人際聯結、抵抗分裂現狀的表現 。
撰文 | 馮塬雅
從語言說起:用來描述疫情的隱喻 , 哪種更為恰當?
我們對于疾病的表達大多寄托于隱喻 , 這種語言現象即其后的社會學效用自蘇珊桑塔格撰寫《疾病的隱喻》起 , 便在每場大規模傳染病中復以討論 。 肺結核等自發疾病在歷史上被解讀為內部性格弱點 , 但這種偏見似乎在逐漸過時;相較之下 , 桑塔格對病毒侵入式疾病的社會解讀與當下越發相關 。 蘭卡斯特大學的語言學教授Elena Semino在年末發表了學術論文《‘不是士兵而是消防員’——隱喻與新冠》(“Not Soldiers but Fire-fighters” - Metaphors and Covid-19) , 與其長期研究的癌癥相關修辭的學術成果幾乎同時發布 。
作為語言學家 , Semino肯定了隱喻助益表達與信息傳播的效用 , 也沿伸了桑塔格在“愛滋病及其隱喻”中關于軍事隱喻的警示 。 “對抗新冠的戰爭”這種說法 , 先后被博伊斯和特朗普在英美援引 , 以調動大眾的意識形態 。 微生物的入侵需要身體的軍事防御 , 也作為緊急狀態獲得義無反顧的投入熱情、研究力度和資金補助 。 積極作用之外 , 這種消除傳染的高效語言手段若過度調動、從醫療反彈到社會形態 , 便會將對疾病的敵意轉嫁患者 , 以之為群體中的他者、威脅性的猛獸、待切除的有害部分 。 他者越發容易招致抨擊 , 管控越發令人心安 , 無論此處的他者和管控是否依然只限于醫學語境 。 這種難以把控的觀念轉換 , 正是隱喻之高效的陰影面——不確切而極富情感維度 , 使表達的暗示作用充滿風險 。 而原本就卷在各國政治中的疫情 , 自然也早在三月爆發之初就因為戰爭隱喻招致九個月以來持續不斷的批評 。
《疾病的隱喻》 , (美)蘇珊·桑塔格著 , 程巍譯 ,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8年4月版
Semino在論文中提出了相似的批判 。 她舉出實驗結果證明桑塔格的觀點:使用戰爭隱喻的時候 , 未被治愈的患者會不覺自視為敗者、弱者、對抗疾病大軍的被背叛者 , 負罪感更深 。 同時 , 與重癥為軍事大敵 , 或會令人產生敗局已定的絕望 , 因為成敗便概括了所有對抗的意義 。 這種宿命感會在長期疫情中趨之不散 , 因為一個確切的勝利似乎遙遙無期 。 Semino也引用了最新的調查結果:疫情中 , 人們更容易因為悲觀而不時放棄自我管理 , 譬如酗酒、暴食 。 這或許也有西方國家長時間封鎖下的普遍心理健康問題作祟 , 卻也是種可能的推測 。
但不同于大部分批評者的是 , Semino的論文更像是疾病隱喻使用的系統指南 。 她主張繼續使用隱喻但加以區分 , 因為實驗顯示同樣的醫學現象若使用修辭 , 患者不僅理解更多 , 也更愿意接受疫苗;甚至連軍事隱喻 , 也能通過適當的運用促進集體投入 。 最重要的一點是 , 對于一個長期的全球現象 , 一個單薄的比喻是不足以呈現其復雜性的 。 Semino等人自三月起開展了名為#RefraseCovid(重述新冠)的疫情比喻收集 , 為軍事語言尋求替代 。 論文中舉了如下例子:
1. WHO官員在一次演講中將疫情比作足球賽 , 稱防守、進攻并重:與戰爭比喻相似 , 重對抗與輸贏對立;
2. 瑞典首相稱疫情為馬拉松:著重體現疫情防護需要的耐性
3. 巴伐利亞總統稱“我們尚未越過山丘”:與馬拉松比喻一樣強調慢長而艱難的過程 , 暗示一個模糊的結局;
4. 英國醫學教授Hugh Montgomery稱倫敦會在接下來的兩周內迎來海嘯般的病例確診;某新聞中稱馬德里的醫療系統將迎來雪崩式的壓力:運用自然現象和災害體現新冠為政府和醫療系統帶來的沖擊 , 也對本應提供更多資金支持的相關政府委婉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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