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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上的絲綢–以河西出土實物和漢簡為中心“絲綢之路”一詞 , 自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來以后 , 內涵和外延一直處在變化之中 。到現在為至它實質上已經成為一個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象征性符號 , 為社會各界接受和運用 。近年來隨著
絲綢之路上的絲綢
–以河西出土實物和漢簡為中心
“絲綢之路”一詞 , 自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由德國地理學家李?;舴姨岢鰜硪院?nbsp;, 內涵和外延一直處在變化之中 。到現在為至它實質上已經成為一個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象征性符號 , 為社會各界接受和運用 。近年來隨著絲綢之路沿線相關遺址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成功和中國政府“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 , 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 。有學者由于關注的范圍不同 , 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新的叫法 , 例如有“陶瓷之路”、“茶葉之路”、“玉石之路”、“青金石之路”、“絲瓷之路”、“佛教之路”等等[1] 。但都沒有“絲綢之路”這一概念具有代表性和涵蓋性 。再說中國是絲綢大國 , 歷史悠久 , 輻射面極廣 , 絲綢貿易也是中國文化的代表性符號 。
一個世紀以來 , 在甘肅的河西地區不僅出土了大量漢簡 , 而且出土了數量可觀的兩漢時期的絲和絲織品實物 。這對研究絲綢之路的“絲綢”和“路”都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就河西地區出土的絲織品實物以及漢簡中對絲綢的記載作一些介紹 , 以供進一步研究 。
一、出土的絲綢實物
經過最近可移動文物的普查可知 ,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臺縣博物館、肅州區博物館、敦煌市博物館等文博單位都收藏有數量不等的兩漢時期的絲織品 。但是經過集中發掘的遺址主要是敦煌馬圈灣遺址、居延遺址和懸泉置遺址 。下面主要以此三個遺址為例來說明兩漢絲織品的出土情況 。
敦煌馬圈灣遺址 , 1979年發掘 。除出土漢簡1217枚以外 , 還出土其他遺物343件 。其中有各類紡織品140件 。114件紡織品中有絲織品114件 , 毛織品和麻織品各13件 。絲織品占全部紡織品的81.4% , 而毛、麻織品各占18.6%左右[2] 。絲織品主要有錦、羅、紗、絹等遺物 。
在上世紀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組織的居延考古中 , 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沿著額濟納河流域進行了地毯式考察發掘 , 除了發現著名的居延漢簡外 , 還發現了紡織品848件 。其中絲織品681件 , 毛織品97件 , 麻織品70件 。各占紡織品總數的80%、11.4%、8.2%[3] 。
上世紀70年代初 , 由甘肅省文博部門發掘的甲渠候官遺址和肩水金關遺址 , 除出土20000多枚“居延新簡”外 , 同樣出土了相當數量的紡織品 。有絲織品282件、毛織品1件、麻織品32件 ??傆嫵鐾粮黝惣徔椘?15件 。其中絲織品占89.5%、麻織品占10%、毛織品只占0.3% 。
1990年至1992年發掘的懸泉置遺址 , 除了出土20000多枚漢簡和其他遺物外 , 還出土了大量紡織物 , 據初步統計 , 各類毛麻絲織品共有2306件 , 其中絲織品909件 , 占總數的39.41% , 毛織品587件 , 占25.45% , 麻織品810件 , 占35.12%[4] 。以上三處遺址中 , 只有懸泉置遺址出土絲織品的比重大約在三分之一強 , 其他地區所出 , 絲織品都在80%以上 。
三處遺址紡織品數據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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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遺址出土的絲織品近2000件 , 數量相當可觀 。品種亦極為豐富 。但是要研究數量如此之多年代如此久遠的絲織品 , 則需要專門的知識和技術設備 , 有待在今后的歲月中逐步進行 。有一些標本已經在中國絲綢博物館常年展出 。應展出之需 , 趙豐和周旸二位先生已對展出品作過研究和鑒定 。下面的介紹主要參考了展覽說明和趙豐主編的《絲綢之路:起源、傳播和交流》以及徐錚、金琳主編的《錦程:中國絲綢與絲綢之路》[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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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采絹 , 出自敦煌懸泉置遺址 。一組5件 , 均為殘片 。經中國絲綢之路博物館鑒定:經密在60~80根/厘米之間 , 緯密在25~40根/厘米之間 。其中2件呈藍色 , l件呈紅色 , l件呈黃色 , l件呈本色 。其中比較有趣的是黃色絹的染料檢測 。通過比對其在不同波長光照下的顏色變化 , 發現該織物的染料中含有小檗堿 。小檗堿是天然黃色染料黃檗(Phellodendron spp.)的主要色素成分 , 在紫外光照射下往往會呈現出綠色的熒光 , 這一典型的特征有助于快速鑒別黃檗染料 。黃檗染絲綢極易上染 , 從漢晉織物到明清服飾中均發現有小檗堿及其衍生物 , 但是黃檗的光照色牢度較差 , 短時間的光照即導致顏色變深 , 所以出土的黃檗染色織物往往呈現土黃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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