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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斯底里”（hysteria），中文譯作“癔癥”，源自意為“子宮”的古希臘文 。從其詞源上看，它是女性所患的病癥 。在歷史上，歇斯底里也的確長久地被視作一種女性病，其癥狀多種多樣，包括抽搐、軀體麻痹、感覺喪失、喉嚨梗阻感以及過激的情緒表現等 。古人曾將歇斯底里的發病原因歸為子宮脫離原位，在體內游移 。
柏拉圖的《蒂邁歐篇》就指出，女人身上的子宮，有懷胎的欲望；如果長期禁欲，就會煩躁不安，漫游于身體，阻塞呼吸，帶來極度的痛苦從而引發各種病亂 。這種觀點在西方歷史上影響深遠 。
到了近代，人們逐漸認識到歇斯底里與機體的器質性病變無關，而與發病主體的精神或心理狀況有關，其中社會環境又是重要的外因 。思廬edit
19世紀末是這種觀念轉變的重要時期，法國醫生夏爾科用催眠術來觀察、分析和治療患歇斯底里的女病人，而弗洛伊德又進一步探索了該病形成的心理機制 。歇斯底里對精神分析理論的產生具有重要意義，有人認為后者可以看作歇斯底里女病人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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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新詮釋歇斯底里
1980年，美國精神病學會發布了第三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 ***Ⅲ），歇斯底里失去了作為一種明確的臨床疾病名稱的地位 。幾乎與這種醫學觀念轉變同期，歇斯底里卻被“以女性主義之名”重新詮釋 。
時值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興起，女性主義者紛紛指出，歇斯底里不是一種神經癥（neurosis），而是一種社會?。╯ociosis），是“男人在異性身上發現的難以解釋和難以掌控之處的夸張的醫學隱喻” 。
那種難以平抑的軀體癥狀也不是純粹的醫學癥候，而是文化塑造出來的，是壓迫形式的具象表達 。正如伊萊恩·舒瓦爾特所言，這時的女性主義將歇斯底里視作通過非語言的身體信號傳遞的“原生的女性語言” 。
卡羅爾·盧森博格認為，歇斯底里女病人既是時代文化的產品，也是其控訴者 。她以19世紀的美國社會為例，指出這種病癥根源于與性別有關的社會規范 。
相關社會規范制造的理想女性是這樣的：柔弱、優雅和敏感；經濟上依賴，情感上順從；在壁爐和育嬰床旁傳播愛、關懷、安寧和歡樂 。與之相對，獨立性、進取心、好奇心和堅忍不拔的毅力則被視作男性品質，是女性不該有的 。
但是，依據這種理想培養出來的“小女人”根本適應不了社會現實，因為合格的妻子或母親角色恰恰需要理性、剛強、自我犧牲等品質以及承受痛苦的能力 。
沒有力量適應這種現實的女性感到被社會無情地拋棄了，歇斯底里成為她們無意識地表達不滿的一種方式 。一旦罹患這種病癥，她們既可以正當地放下繁重的日常家務，躲避現實，也可以獲得她們感到缺失的周圍人的注意和關愛 。
戴安娜·亨特重新分析了19世紀末歇斯底里的著名病例——安娜·歐 。該病例出現在弗洛伊德和布羅伊爾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一書中，并被后者稱作“全部精神分析的種子” 。
年輕的安娜·歐發病時癥狀多樣，除了體重急劇下降、胳膊和腿以至全身的痙攣、視覺和聽力異常、夢游、情緒失控等，還包括言語功能異常，無法正常地組織使用作為母語的德語，卻能流利地說英語、法語等外國話 。
弗洛伊德和布羅伊爾都沒有對這種語言癥狀作出充分解釋 。但是，亨特認為這里暗含著一種反抗的動機：安娜·歐是在無意識地憤恨和拒斥正統猶太人家庭中女兒所處的卑微地位 。語言規則事實上與文化規范相互糾纏 。
在父權制社會中，遣詞造句的能力又與對男性威權的接受、對性別等級制的默認密不可分 。而人的主體意識的萌發、世界觀的建構也正是肇始于對語言結構的逐漸習得 。所以，安娜·歐的語言失序象征著從父權制社會的逃脫，以及向前語言階段的回歸 。
由此來看，歇斯底里與女性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女性主義可說是改頭換面走向公共政治舞臺的歇斯底里，而歇斯底里是存在于個人精神病理學中、缺乏外部聯系的女性主義 。事實上，流行文化也確實經常給女性主義者扣上“歇斯底里患者”的帽子，諷刺她們發狂了，不再順從父權制社會的角色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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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歇斯底里為女性主義服務
這一時期女性主義有關歇斯底里的觀點，主要基于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始具雛形的精神分析理論的研究和批判 。女性主義學者發現，雖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創設了新的概念體系來認識歇斯底里，但其對女性身份或人格的揭示似乎又回到了治療歇斯底里的老路：為解決“ *** 嫉妒”，為尋求缺失的 ***，女性最終還是要結婚生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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