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中暗含著一種父權制、反女性主義和厭女情結的假定，即女性是一種已然被 *** 的存在，是破損或缺失的男性，是男性的否定 。由此，女性終生欲求一種替代品——孩子，而這只能通過婚育獲得 。
就此而言，結婚生育是“正?！迸匀烁竦闹饕x，對這種單向度宿命的拒斥只能通過身體層面的各種異樣而無意識地表露出來，它們被社會意識病理化為歇斯底里 。
塞西莉·德弗羅指出，作為精神分析的基礎，現代歇斯底里的“發明”同時也是現代女性特質的“發明”，是現代醫學話語對女人作為養育角色的確證 。
19世紀末，這種確證發生在工業資本主義僭稱為正常和自然的國家結構的背景中：與種族存續相關的優生學興起來了，頌揚女性在傳宗接代中的重要使命；在嘗試外出工作的女性和堅持把她們摁在家里的 *** 以及其他勢力間出現了一種緊張關系；反對節育措施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共同行動 。
德弗羅認為，所有這一切無非是在重申女人是父權制社會里男性的財產 。那些無法忍受這種性別角色宿命，拒絕做所謂“正?！迸说娜吮挥眯碌睦碚摴ぞ邅韺Υ齻兪切沟桌锘颊?。
從這個角度講，19世紀末精神分析這個“新瓶”，裝了歇斯底里這種“舊酒”，其用意是在不斷覺醒的女性意識開始訴求受教育權、就業權、選舉權等大環境中強調她們的生物性宿命，迫使她們做所謂女性“應該”做的事情 。
女性主義學者之所以熱衷研究歇斯底里，不僅為了指出其社會歷史性，揭露19世紀父權制社會的性別壓迫及其對不滿聲音的病理化策略，還為了發揚其中的斗爭精神，借助壓迫催生的反抗力量來促成壓迫的消亡 。
換句話說，女性主義要顛覆父權制社會，反對將女性看作男性的否定，反對將女性人生價值的來源歸為男性，試圖打開女性定義或成就自我的廣闊空間 。德弗羅指出，女性主義事實上是在重新反思西方社會的“主體”概念及其對語言和意義的控制 。
時隔近百年，弗洛伊德筆下的歇斯底里女病人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換身為激進的女性主義學者、文學批評家、藝術家以及社會活動家，后者把前者看作女英雄，并且要求“成為歇斯底里患者”的權利 。
在這種以女性主義之名抬高歇斯底里的熱誠氛圍中，也有一些學者表現得非常冷靜 。舒瓦爾特即認為歇斯底里和女性主義的現代“婚姻”是“奇怪的”，而那些所謂的女英雄也不過是一些不成事的怪胎和邊緣人 。
因為當不幸和 *** 長久地無人理會，當公開表達這些消極情緒非常危險，人們就慢慢變得失控了；社會在他們身上制造的憤怒就轉化為身體的異常癥狀，以至會暴虐成性或者有自殺傾向 。
因此，對于所有弱勢群體來說，歇斯底里并不是浪漫的理想，而是一種痛苦、扭曲和絕望的表現 。較之于這些群體組織起來開展的公開斗爭，統治者肯定更樂見在個人層面通過身體癥狀傳達的不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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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些歇斯底里患者沒有在病床上推動歷史進步，相反她們卻給女性主義帶來了危險 。女性主義者真正應該贊譽的女英雄不是那個狂躁不安的歇斯底里病人——安娜·歐，而是從病房走出后開辦孤兒院、成立猶太婦女聯合會并積極宣揚女權的社會活動家——貝莎·帕彭海姆（安娜·歐的真實姓名） 。
無論歇斯底里和女性主義的“婚姻”是浪漫的還是奇怪的，二者的相互糾纏并非偶然 。女性主義的之一次浪潮在19世紀末爆發之時，也正是現代歇斯底里在巴黎的薩佩特里爾醫院里被夏爾科“科學化”之時 。
如果說它們都是反抗父權制壓迫的形式，那么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也不能沒有歇斯底里的身影，因為此時的性別不平等只不過形式更新了，而內容未變 。進入21世紀，歇斯底里又出現在學術界和流行文化中 。
此時，“子宮仍是爭取女性權利之地，也仍是為（女性的）身份和意義努力奮斗之地”，女性主義者正在對墮胎、性騷擾、色情產品以及職業女性的生存困境等問題積極發聲 。
歇斯底里不再是“游移的子宮”問題，它是舒瓦爾特所說的“游移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的背景遠未消失 。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_原題為：“奇怪的婚姻”：歇斯底里與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
作者：張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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