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紅書直營和自營的區別 小紅書自營是什么意思( 二 )


“小紅書”會徹底成為以發展電商為重的APP嗎?
瞿芳指出其中分工 , “電商負責賺錢養家 , 內容負責貌美如花” 。
“小紅書是一個生活方式的入口 。 ”瞿芳說到 。 創業后 , 瞿芳最喜歡聽到的話 , 就是朋友跟她說 , 每天最大的休閑娛樂 , 是睡前刷刷小紅書 。 睡前刷一下 , 好像這些生活方式就已經到達了他們身邊 。
“我們不要做一件小而美的事 , 跨境電商、垂直電商都是容易碰到天花板的 。 ”
瞿芳從不給自己設限 , 亦不想公司因為某個標簽而受到禁錮 。
“小紅書” , 做一個生活方式的入口
瞿芳曾對美好進行定義:給生活以儀式感 。
她致力于把“小紅書”打造成一個年輕人的虛擬城市 , 提供穩定和溫暖的陪伴 。
“小紅書”的合伙人曾秀蓮曾對“虛擬城市”的概念提出解釋:“城 , 是指小紅書的社區 。 大到一次畢業旅行 , 小到一碗泡面 , 用戶在這里分享日常生活 , 做真實的自己 。 市 , 是進行交易的場所 , 是電商、零售、廣告等商業 , 人們在這里進行消費 。 ”
不同于傳統社區模式 , “小紅書”以“社交”為出發點 , 更注重關注年輕人的生活方式 , “在每次打開它之前和打開它之后 , 你都能確定你看到的是各種各樣美好的生活方式 , 包圍著你 , 圍繞著你 , 它會陪伴和啟發你” 。
瞿芳曾表示:“如果我們把90、00后一代年輕人稱之為新青年的話 , 他們有一個特別特殊的點 , 他們是在互聯網上成長的一代 , 他們從小長在手機上、電腦上 , 他們的消費習慣的養成是伴隨著大量互聯網信息的發展 , 他們對新事物、新品牌有著極高的接受度 , 他們的思維特點、行為習慣更容易受到網絡流行文化的影響 , 所以像我們這樣的平臺從誕生開始就肩負著引導青年網絡文化的社會責任 。 ”
如今 , 每個月有9000多萬年輕人在“小紅書”上分享、發現他們的美好生活 。
2018年11月 , 在36氪主辦的WISE2018新商業大會上 , 小紅書一舉斬獲多項大獎 , 其中一項便是“2018年度企業榜‘社區社交之王’” , 這座創業不到五年卻擁有1.5億年輕“居民”的虛擬城市 , 開始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
而截至2019年7月 , “小紅書”的用戶數量成功突破3億 , 月活突破1億大關 , “小紅書”為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提供展示自我、社交、做消費決策等多方面的平臺 , 成為了一個生活方式的入口 。
值得一提的是 , 在疫情期間 , 美食內容成為了“小紅書”近期增速最快、且并沒有隨著疫情的影響變小而消退的一大分享內容 , 在見證著“小紅書”從分享生活到引領生活的不斷成長的瞿芳 , 也陪伴著它的蓬勃發展 , 學會做飯也成了瞿芳疫情期間的收獲之一 。
瞿芳一直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 在選擇中 , 她撕掉了“小紅書”電商的標簽 , 并表示她希望將“小紅書”打造成年輕人喜歡的生活方式入口 , 每個人都可以逛著玩 , 買東西只是順便為之 , 做年輕人“宜居”的虛擬城市 。
“城市因為人流而繁榮 , 人流帶動區域的商業發展 , 商業發展可以壓制犯罪 , 低犯罪和發達的商業可以帶動人流 , 正向循環 。 ”如《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書中所述 , 對企業來說 , 構建好良好的商業生態 , 才是光明之所在 。
短暫的沉寂與未來的火光
2019年5月 , 面對“清洗KOL”的質疑 , 沉寂已久的瞿芳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闡釋初心 。
2019年7月29日 , “小紅書APP”從各大應用商店下架 , 原因是小紅書里一些酒店打卡筆記有涉黃的嫌疑 。 此外 , 還有許多違禁品在“小紅書”上進行非法交易 , 很多自制化妝品在平臺中刷閱讀量、點贊數和評論 , 以及虛假炫富問題等等 。
2019年10月中旬 , “小紅書”重新上架面臨著全盤數據下滑的問題 , 月活從當年6月底的9300萬下降到9月底的7288萬 , 元氣大傷 。
2019年12月23日 , 央視點名批評“小紅書”上存在的違規行為及其孕育而出的一系列黑色產業鏈 。
也是在這一年 , “小紅書”確定了使命和價值觀 。 瞿芳表示 , 社會環境不斷變化 , 但小紅書的目標清晰不變 。
2019年7月 , 小紅書曾聯合公安刑偵力量共同“打黑” , 跨廣東、福建、山東、上海四省市 , 協助搗毀重大刷量黑產窩點 。 2019年第四季度 , 小紅書繼續與上海警方緊密配合打擊黑產 , 實現了國內首例針對刷量黑產團伙的抓捕 。
不過 , 作為一個消費導向型的生活社區 , 單憑內容本身 , 往往很難判定它是否為廣告 。 對小紅書來說 , 打黑是一場持久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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