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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問題中韓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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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問題中韓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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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問題中韓國的位置】韓國在亞洲歷史中的位置盡管與中國的“朝貢關系”制度密切相關，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 特別是和日本頗有差別，前現代時期韓國對中國統治秩序的認同比日本維持得更久 ， 而且具有更為密切的依賴關系 。在中國明朝的統治下，朝鮮王朝是模范納貢國，封建國家或族裔根據對中國文化源頭的接受度與密切度，在宇宙中依序排列，接受天子的統治，甚至有一種說法：韓國人比中國人還要中國化 。正是因為在眾納貢國中享有特殊的禮遇 ， 韓國人能夠享有實際上的自主 。文人官員們也展現了極大的國族自尊，因為他們相信除中國外沒有比他們更能善用儒家法則的國家了 。(趙惠凈：“建構與解構九十年代南韓的‘韓國性’”，《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三期，1999年3月，頁81－82 。)
更為有趣的是，當明朝為滿人推翻 ， 清朝確立其統治地位以后，儒者文人官員及他們的后裔認為清朝是未開化的蠻族，因此拒絕向清朝納貢 ， 繼續使用明歷，最終導致與清朝的沖突 。其實正是出于對清朝“非正統”地位的反抗 ， 才使朝鮮更為堅定和自尊地保留了儒學的延續性和規范性 。這可以從韓國和日本對朱子學的不同態度中感覺出來 。正如丸山真男所言，朱子學在日本經過了一個從“自然”到“制作”的過程，也就是說 ， 朱子學本身的原意在這個轉變中已變得十分次要 ， 其解釋已完全服從于幕府改革的需要，與朱子學的原生態基本脫離了關系 。而朝鮮卻以新儒學(基本上是朱子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達五百年之久 。透過該意識形態的成功運用，統治階級的地位和各種舉措才得以正當化，朝鮮的儒家精英甚至比中國人更加嚴格地恪遵朱熹的新儒學傳統 。當中國學者將朱熹學說改革至如陽明學派的較實際的版本，韓國學者仍固守朱熹教誨，極為強調儀式的舉行 。(趙惠凈：“建構與解構九十年代南韓的‘韓國性’” ，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三期，1999年3月 ， 頁71)
這種情況的發生甚至與中國的情形恰恰相反 ， 中國本土在明代以后，由于王陽明哲學注重對內心世界的體驗和“知行合一”哲學的提倡 ， 比較強調內心世界的修煉對外在事務的統領作用，由此引發出形形色色個性解放的思潮，但卻相對忽略了對儒家禮儀的嚴格強調 。因此，在明清時期，對儒家禮儀的遵循總體而言越來越趨向于沒落 。當然，這種沒落的原因可能十分復雜，比如和清朝刻意提倡滿族的民族認同，從而使漢族的文化認同邊緣化的策略有關 。(歐立德：“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2002年第四期 。)
我個人以為，韓國對朱子學所倡導之規范禮儀的強調與持守恰恰可以成為構筑“東亞”文化認同的一個精神支點和制度基?。?所謂有“禮失求諸野”的意味在里邊，因為中國本身經國民革命之后推翻皇帝，又經過歷次殘酷政治運動的洗禮，使儒學的復興特別是禮儀的重建徹底失去了制度基?。?日本則是以功利的態度肆意裁剪儒學，使之變成“脫亞”的思想資源 ， 韓國則基本沿襲了儒學禮儀的內涵 ， 從而基本沒有中斷“制度”與“精神”層面的銜接點和結合面，因此也最有可能在儒學的現代轉型方面作出貢獻 。
在“東亞”的政治地理學范圍內，韓國具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現在東亞三國中頗為突出的“殖民地”經歷，而且這種殖民地經歷不是面對西方造成的擴張后果，而是經歷了一種在近代“東亞”地緣政治中“內部殖民化”的特殊過程，即被日本殖民的過程 。在“東亞”的范圍內，只有臺灣地區的經歷可以與之相比 。在這個歷史框架中，日本沒有被殖民的經驗，中國則僅有被“雙重半殖民”的經驗 ， 即西方列強和近鄰日本對之進行部分殖民的經歷，這種“殖民經驗”的差異性會相當嚴重地影響到對“東亞”構成的認識 。
比如對中國而言，雖然與日本進行了長達八年的戰爭，以及擁有“南京大屠殺”的血腥記憶及“偽滿洲國”的殖民經歷可以作為反思的資源，但無論是源于西方還是東亞內部的殖民壓迫體驗，都會迅速被轉化為一個內部的“社會革命”問題 。也就是說，對中國而言 ， 民族自決和解放的主題在半殖民的狀態下很容易被置換為內部的社會改造運動，這種社會改造運動直接依賴于對殖民經歷進行反思的程度可能是十分有限的，外來侵略只是扮演了內部變革的動力來源的角色 。而韓國有長達三十六年被鄰國日本殖民的歷史，同時這個歷史又是以解構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作為出發點的，因此，很容易直接承繼著一些日本的殖民遺產 。正如趙惠凈所說，對于韓國人來說，日本帶走了“古代政權”，干涉了韓國的主權與獨立、本土的初期現代化等應該獨立完成的任務；更重要的是它的國族尊嚴長期籠罩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 。韓國人被迫在學校只能說日語，取日本名字，并且對在韓國新蓋的日本神社表示虔敬 ， 甚至改變了人口結構，約三分之一的韓人被迫遷徙至日本及東北九??，由釉熸烩j諞恢侄嘀刂趁竦摹拔＜弊刺敝?，恢復朝鮮人的民族文化自尊在構筑韓國的現代性過程中就難免變成了一個持續的主題，并深刻影響到其心理的構成方式，很易發展為一種防御性國族主義的極端形式 。(趙惠凈：“建構與解構九十年代南韓的‘韓國性’”，《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三期，1999年3月，頁83－84 。又見馬場公彥：“日本的殖民、脫殖民與戰后東亞的民族主義”，賀照田主編：《東亞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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