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為什么才女輩出?( 二 )


男子讀書學習,是為了科舉中第、光耀門庭,女子教育的功利性相對較弱,但也并非毫無現實意義 。創作格律嚴整,用典妥當,意境幽遠的古體詩,需要有相當多的知識積累,一個女孩能夠寫作詩歌,不僅彰顯了良好的家庭教養,還具有教育下一代、延續家族文脈的潛在能力 。
在以科舉決定家族進退的明清時期,有文化、會作詩的女孩,相對而言在婚姻市場中占據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父母培養女兒的文化水平,特別是訓練其寫詩作詞的能力,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
才女群體的出現,還與晚明以后書籍市場的發展和文化風氣的變化有關 。明代中后期刊刻出版愈發繁榮,知識的傳播與普及變得更加容易 。與之相伴隨的,是具有了新鮮風氣的文化知識,比如馮夢龍旗幟鮮明地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趙世杰專門編了一本《古今女史》褒獎才女,狂放的李贄更是公開招收女弟子 。
雖然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傳統并沒有改變,但社會風氣的松動已經足以形成一批來自精英和知識階層的才女,并穩定活躍于社會上層 。由此,在以江南為代表的富庶地區,出現了大量才女,進而形成了“才女文化” 。
才女文化主要表現于文學,特別是詩詞方面 。在形式上,與男性士人交游唱和頗為相似,呈現出才女“文人化”的風貌 。有趣的是,晚明時期文人群體中存在“女性化”的傾向 。才女與才子一來一往,倒也構成了歷史中有趣的一面 。在內容上,出于女性的視角,才女文化往往涉及到許多新奇的話題 。
比如有一本名為《名媛題詠》的清代作品,是當時二十多位女才子圍繞同一主題,創作的詩文集成,而她們討論的主題,竟然是清代名妓陳素素 。換做是男性士人,風流之事可以有,但真讓他們道貌岸地聚在一起,認真品評名妓的作品、生平、容貌,各自寫成詩文、抒發感想,還編纂成書刊刻出版,恐怕不太容易 。由于沒有科舉考試和官宦身份的約束,才女文化的創作形式、文本內容相對更加自由 。
才女的社會影響
在文學史上,明清才女們以他們才華和努力,取得了人們的認可,為傳統時代的文學增添了一筆 。在更廣義,也更具有歷史意義的社會層面,明清才女群體又有怎樣的影響力呢?
當時人對才女還有另一種表述,叫做“賢媛”,比如康熙《仁和縣志》就專門列此條目,記錄了本地的二十多名女性 。地方志的這種表述,體現了“賢”字在社會評價中的重要性 。

傳統時代對女性“賢”的要求,難以超脫“相夫教子”的大框架,即便是才女也是如此 。才女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極為受人重視,也表現得最為直接 。比如明末清初的才女顧若璞,丈夫去世后他承擔起了教育子女的任務,每天私塾學習之后,她繼續培育子女學習知識 。在顧若璞的培育下,子女都得以成才,得到了當時人的積極評價 。
家庭教育向外延伸,才女們更進一步,支撐起了兼具教育和社交意義的社團 。比如明末忠烈祁彪佳的遺孀商景蘭,她不僅教授自己的子女,還通過組織文學社團的形式鼓勵其他女性學習知識、創作文學,獲譽為:“當世題目賢媛,以夫人為冠”,得到了社會的支持,享有較高的威望 。
然而,這種教育的影響力范圍既小,社會效應也往往是間接的 。才女文化最主要的載體是以詩文為主的文學作品,但在“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時代,純粹文學的創作很難起到重大的社會影響力,更何況才女群體只鎖定于閨閣之內,屬于精英圈內的小文化 。
也有才女的知識結構超出了文學與藝術的范疇,在一些開明且富裕的精英家庭,不僅教育女兒吟詩作賦,還為她們提供了學習其他知識的條件 。由此出現了較為另類的才女頭銜,比如通曉古今歷史的女史、具有士人風范的女士、才華與行為堪比男子的女丈夫,還有知識淵博的女博士 。而上文提及的清代著名才女王貞儀就被稱作女史、女士 。
王貞儀能夠得到了如此的頭銜,不止是因為她擅長詩文,還與其掌握有天文、歷法、算數乃至醫學知識相關 。但是,在數以千計的明清才女群體中,王貞儀只是極不多見的個案,而且即便是這樣一個突出的才女,也未能對社會產生足夠的影響,就連她自己也沒能突破思想的桎梏 。
在給朋友的書信中,王貞儀曾經毫不留情地批評當時的風氣:“目前之所稱名媛才女者,亦不足以究深學、知大道” 。她認為只知吟詩作賦,修飾文字,做一些無病之吟,即便稱作才女、名媛,也沒有什么現實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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