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男兔的命,1975屬兔人2022 年運勢( 三 )


我們應該注意到,婚姻開銷上升并非只局限在農村,也并非孤立的,而是在整個去集體化和經濟全面市場化的背景下產生的現象 。劉燕舞通過分析河南、湖南與貴州豫湘黔三個村落時發現,經濟因素對光棍形成的作用是從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凸顯的,另一位學者徐安琪通過分析上海與哈爾濱兩地五十年間擇偶標準的變遷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經濟取向越來越重要的相似結論 。
集體經濟時代致力于消除城鄉差別、體腦差別與工農差別,無論是農村的工分制度下,還是城市的國企體制中,個人收入之間的差別并不大,因此對婚姻的物質要求并不高,而對個人成分因素有時更為看重 。而在去集體化之后,在市場經濟個人利益驅動與物質思想的影響下,個人的貧富差距拉開,對婚姻的物質要求才不斷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趨勢,這才是老鄉“娶老婆等于買老婆”背后深層次的含義 。閻云翔在調查黑龍江下岬村時發現,1980 年代中期開始,當地彩禮逐漸由實物變成現金(當地稱“干折”),對彩禮的要求變得更加“高檔現代”,“單子上甚至包括像沙發這種剛剛在鄉行開來的城市家具 。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檔床上用品,完全超過了新婚夫婦的實際需要” 。
另一方面,在城市進入較快發展而農村收入水平無法跟上的情況下,隨著人口遷移與通婚圈的擴大,發達地區的婚姻開銷即便是穩步增加,對落后地區來說也是突飛猛增,農村的婚費再漲也難以趕上城市,只要中間存在差價,女性就有進一步流失的可能,這是一種“雙重漲價” 。更何況如今在城市,工薪階層因為沒有房沒有車而結不起婚的情況也很普遍,更毋寧說農村 。劉燕舞在調查農村各地后總結:“南方農村越來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結婚時到城鎮或縣城甚至市區買商品房,而北方農村則強烈傾向于男方在結婚時必須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 。至于彩禮的節節攀升,南北均同 ?!?br /> 從1980年始,農村向縣城看齊,縣城向城鎮看齊,在城市里買房、模仿城市的彩禮標準這一婚姻高消費現象在農村越來越具有合法性 。在經濟結構高度分化、城鄉差別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婚姻開銷的幾何級上升與婚姻嚴重失衡的雙重擠壓才是農村光棍群體突增的重要原因 。
三、城鄉差別下的出走,會帶來出路嗎?
農村的女性本來就少,農村的男性本來就窮,在流動人口數量仍在不斷增長的背景下,農村光棍的情況可能會繼續惡化 。根據的數據,1982-2022 年我國流動人口從660萬上升到3.7億。人口的流動造成通婚圈的擴大,尤其是女性在“男高女低”的婚姻下更容易在農村傳統婚姻圈外找到伴侶(30%左右),而男性中有80%的婚姻還依靠本地的傳統婚姻圈來解決,這種非對稱性的婚姻流動令農村男性可選擇的婚配更少 。(劉燕舞2001)這印證了婚姻市場的梯度理論,女性希望通過婚姻改變命運,因此傾向于找比自己條件更好的男性,因此最后在婚姻市場上剩下的就是更底層的“丁男”和最頂層的“甲女” 。(Jiang,Sánchez-Barricarte 2012)
對于女性大規模離家外出打工與尋求婚姻,曾經的主流觀念往往認為這是她們追求自我價值與人生幸福的重要方面,是女性勇于突破狹窄地域的束縛,的體現 。而現在竟有一批“大局觀”男性要求女性作為“性”留在農村解決光棍問題甚至服侍男性 。
事實上,在前文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女性在農村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農村相比城市,又面臨巨大的城鄉差別,她們是嚴海蓉筆下的“雙重廉價的勞動力” 。正因為如此,農村女性才開始了向城市的流動,“背后是城市對現代性的壟斷和農村的化” 。而這種基于性別差距與城鄉差距下無奈的選擇,卻被曲解為“好逸惡勞”和“拜金” 。
從經濟上看,農村經濟經歷了集體生產消解,農業投入下降,農村經濟讓步城市發展的歷史發展過程 。在集體經濟時代,工業化發展是為了減小城鄉差別與工農差別,并且在1970年代后期,五小工業和農機工業已經開始反哺農業;統購統銷的糧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幫助缺糧農村 。整個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對農業的投入始終占總投入的10%以上,一度達到 17.6%(嚴海蓉2005) 。而后來“三大差別”從主流話語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GDP”、“現代化”、“全球化”這樣的字眼,與此相伴的是“經濟轉型”(Yan2008) 。城市成為新經濟部署的重點;吸引外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Punand Chan 2012);農村不僅投入在1980年代后期急劇下降到3.3%,并且在行政體制上也受制于城市發展的優先地位(市管縣);過去由集體經濟提供的福利、與教育保障都消亡了(嚴海蓉2005);而城市重工業向輕工業發展的轉向導致對農民工需求上升(Punand Chan 2012) 。在農村經濟不景氣而城市發展欣欣向榮的巨大城鄉差別下,城市的資本家只需提供微薄的工資與少許的,便可以吸引大量的農民進城,從而進一步剝削與他們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