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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男兔的命，1975屬兔人2022 年運勢( 二 )

生活百科農村


此外，農村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養兒防老”也是農村家庭偏好男孩的原因 。集體經濟時代，隨著農業合作化的展開，提出農村集體要解決貧困農民養老問題：“一切合作社有責任幫助鰥寡孤獨缺乏勞動力的社員（應當吸收他們入社）和雖然有勞動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難的社員，解決他們的困難 。”1956年頒布的《高級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確立了“五?！敝贫?，令失去勞動力與依靠的老弱孤寡社員沒有后顧之憂（宋士云） 。應該承認，當時的農村保障與合作社保障制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集體經濟自身實力欠佳情況下所能提供的保障十分有限，尤其與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退休、等保險相比差距懸殊 。但農民至少能享受到集體保障，集體制解散后，農民不得不重新依賴家庭保障，“養兒防老”成為農村家庭不得已的辦法 。
在《林村的故事》中，得知集體制要解散，有個帶著十幾歲的女兒去找葉，“她說在集體之下，她和女兒都能賺取工分，維持生活 。但要是大隊解散了怎么辦？她家沒有男人，要是分得梯田，她也犁不動，她和女兒要怎么活下去呀？”（黃樹民2002）嚴海蓉在《的農村，空虛的主體》中寫到，曾經的生產責任田從1990年始變成了“福利田”，吸收傷殘病余，而事實上農村勞動力即使回到農村，面對拋荒的農地和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也沒有“福利”可言 。
二、農村婚姻開銷追趕城市，雙重漲價帶來惡性循環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體的客觀原因 。但我們應該進一步考察，那些無人問津的光棍究竟是什么人？他們為何娶不到老婆？盡管主流話語里充斥著對婚姻浪漫化的表述，強調愛情、緣分、外貌等，但在中國農村，男性的經濟基礎仍然是決定婚姻的首要條件 。
在媒體報道過的農村光棍群體中，大多都是 貧困山區的案例 。比如2007年《南方周末》報道的貴州牌坊村，村中282條光棍占男性1/5，全村幾乎都是山地，田地占不到2%，2006年人均純收入只有800多元 。而《半月談》報道過的陜西榆林米脂縣的幾個村莊，大多是扶貧重點村，“一家人一年也掙不下兩三千元，而找一個媳婦至少要兩三萬元，許多人家都找不起” 。
一方面，盡管農民年收入的絕對數值在幾十年間大幅增長，但是婚姻開銷的增長速度更快，考察幾十年間婚姻開銷所占農民年收入的比值讓人吃驚 。費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過婚事費用的估計，大約需500元，“這個數字相當于一個家庭一年的開支”。到了1990年代初，李銀河曾考察中國一貧一富兩個村莊，山西沁縣南山頭村人均年收入332元，結婚費用3000元左右，浙東余姚南陽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結婚費用在1.5-2萬之間 。盡管絕對數額差異很大，但所占比例卻差不多，都是一個農民10年的收入 。而在孫淑敏2000年初對甘肅秦安趙村的研究中，1990 年代后期結婚彩禮的平均開銷已達15000左右，作為貧困縣山區村莊，當時趙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才700多元，結婚開銷相當于一個村民 20多年的收入 。
另一方面，隨著人口流動的頻繁與婚姻市場的擴大，我們可以看到越是貧困的地區，婚姻開銷所占農民年收入的比重越高 。米脂村郝家坪村的在新聞報說，“我們村靠近路邊，條件還算可以的，比我們更偏的地方條件更差，我們這里娶的媳婦不少都是那些地方的，而那些地方的男人娶老婆就更難，花費更高，娶老婆無異于買老婆” 。
這其中存在農村地區的兩個惡性循環 。首先，貧窮導致光棍 。在越是貧困的地區，女性更愿意離開村莊，導致原本性別比就很高的農村，女性更少 。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區，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為他們實在太窮了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貧窮，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過婚姻來改變拮據的生活狀態，因此進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費用 。其次，光棍導致更加貧窮 。在缺乏家庭動力與人生目標的情況下，有的光棍會沉迷于吸煙、喝酒、、等，逐漸荒廢農田，變得更加消極和貧窮 。遺憾的是，在一些學者與媒體的解讀與農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為他們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以及“沒有緣分”等，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也是典型的“責備受害者” （Ryan1971） 。
第二種惡性循環是結不起婚-光棍-必須付更多的錢才能結婚 。費孝通曾在《江村經濟》中曾提到，當農村工業不景氣的時候，晚婚和“小媳婦”制度便產生了 。而當童養媳被，男性又無力借貸并償還婚禮錢的時候，無限的晚婚就會造成一大批單身漢 。而一旦單身漢過了適婚年齡，當他們想娶老婆的時候就要補償更高的代價 。并且，很多單身漢面臨的不僅是年紀大的問題，很多情況下也面臨教育水平低、無固定職業、身體缺陷、嗜好、家鄉偏遠等問題，這時他們唯有出更多的錢才有可能娶到媳婦，以補償女方受到的“損失” 。這對貧窮的農村單身漢來說成為無解的題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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