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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百科農村


另一方面，在城市進入較快發展而農村收入水平無法跟上的情況下，隨著人口遷移與通婚圈的擴大，發達地區的婚姻開銷即便是穩步增加，對落后地區來說也是突飛猛增，農村的婚費再漲也難以趕上城市，只要中間存在差價，女性就有進一步流失的可能，這是一種“雙重漲價” 。更何況如今在城市，工薪階層因為沒有房沒有車而結不起婚的情況也很普遍，更毋寧說農村 。劉燕舞在調查農村各地后總結：“南方農村越來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結婚時到城鎮或縣城甚至市區買商品房，而北方農村則強烈傾向于男方在結婚時必須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 。至于彩禮的節節攀升，南北均同 。”
從1980年始，農村向縣城看齊，縣城向城鎮看齊，在城市里買房、模仿城市的彩禮標準這一婚姻高消費現象在農村越來越具有合法性 。在經濟結構高度分化、城鄉差別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婚姻開銷的幾何級上升與婚姻嚴重失衡的雙重擠壓才是農村光棍群體突增的重要原因 。
三、城鄉差別下的出走，會帶來出路嗎？
農村的女性本來就少，農村的男性本來就窮，在流動人口數量仍在不斷增長的背景下，農村光棍的情況可能會繼續惡化 。根據的數據，1982-2022 年我國流動人口從660萬上升到3.7億。人口的流動造成通婚圈的擴大，尤其是女性在“男高女低”的婚姻下更容易在農村傳統婚姻圈外找到伴侶（30%左右），而男性中有80%的婚姻還依靠本地的傳統婚姻圈來解決，這種非對稱性的婚姻流動令農村男性可選擇的婚配更少 。（劉燕舞2001）這印證了婚姻市場的梯度理論，女性希望通過婚姻改變命運，因此傾向于找比自己條件更好的男性，因此最后在婚姻市場上剩下的就是更底層的“丁男”和最頂層的“甲女” 。（Jiang,Sánchez-Barricarte 2012）
對于女性大規模離家外出打工與尋求婚姻，曾經的主流觀念往往認為這是她們追求自我價值與人生幸福的重要方面，是女性勇于突破狹窄地域的束縛，的體現 。而現在竟有一批“大局觀”男性要求女性作為“性”留在農村解決光棍問題甚至服侍男性 。
事實上，在前文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女性在農村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農村相比城市，又面臨巨大的城鄉差別，她們是嚴海蓉筆下的“雙重廉價的勞動力” 。正因為如此，農村女性才開始了向城市的流動，“背后是城市對現代性的壟斷和農村的化” 。而這種基于性別差距與城鄉差距下無奈的選擇，卻被曲解為“好逸惡勞”和“拜金” 。
從經濟上看，農村經濟經歷了集體生產消解，農業投入下降，農村經濟讓步城市發展的歷史發展過程 。在集體經濟時代，工業化發展是為了減小城鄉差別與工農差別，并且在1970年代后期，五小工業和農機工業已經開始反哺農業；統購統銷的糧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幫助缺糧農村 。整個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對農業的投入始終占總投入的10%以上，一度達到 17.6%（嚴海蓉2005） 。而后來“三大差別”從主流話語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GDP”、“現代化”、“全球化”這樣的字眼，與此相伴的是“經濟轉型”（Yan2008） 。城市成為新經濟部署的重點；吸引外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Punand Chan 2012）；農村不僅投入在1980年代后期急劇下降到3.3%，并且在行政體制上也受制于城市發展的優先地位（市管縣）；過去由集體經濟提供的福利、與教育保障都消亡了（嚴海蓉2005）；而城市重工業向輕工業發展的轉向導致對農民工需求上升（Punand Chan 2012） 。在農村經濟不景氣而城市發展欣欣向榮的巨大城鄉差別下，城市的資本家只需提供微薄的工資與少許的，便可以吸引大量的農民進城，從而進一步剝削與他們 。
與此同時，農村從觀念上的高地與宣傳的主體逐步淪落為“落后”與“愚昧”的代名詞，而城市則具備“現代”與“文明”的優越地位（嚴海蓉2005） 。主流話語經常用“低素質”來形容農民工 。嚴海蓉指出“素質”這一詞是由現代性話語建構出來的，用來刻畫農民工缺乏教育、禮儀、品味等“文化資本” 。當它成為農民工群體的標簽，意味著城鄉二元對立已經在人們的思維中根深蒂固 。文中談到一位工程師評論家政工“在農村她們養孩子就像養豬和養狗一樣”（嚴海蓉2010b），正是這種意識的生動體現 。在經濟與觀念的雙重評判標準下，農村都沒有出路，因此，農村年輕勞動力才會背井離鄉 。
從1982年至今，女性流動人口規模一直呈現上升趨勢，2022 年達到了48.3% 。而流動人口性別比在2012年達到峰值111.9之后持續下降，2022 年為107.2 。在15-45歲勞動年齡區間，女性流動人口集中度更高，也就是更高比例的農村女性選擇進城務工，這一方面是因為女性在完成義務教育之后繼續升學的可能性低于男性，這從流動女性平均受教育以初中（45.08%）和小學（24.36%）為主就能看出（段成榮等2009），另一方面城市工作更偏好女工，工資低且更容易管理 。這組數據再次驗證了前文所述的生女價值不如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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