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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屬兔2023本命年能結婚嗎 99年兔本命年幾月結婚最好( 三 )

生活百科農村


二、農村婚姻開銷追趕城市，雙重漲價帶來惡性循環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體的客觀原因 。但我們應該進一步考察，那些無人問津的光棍究竟是什么人？他們為何娶不到老婆？盡管主流話語里充斥著對婚姻浪漫化的表述，強調愛情、緣分、外貌等，但在中國農村，男性的經濟基礎仍然是決定婚姻的首要條件 。
在媒體報道過的農村光棍群體中，大多都是 貧困山區的案例 。比如2007年《南方周末》報道的貴州牌坊村，村中282條光棍占男性1/5，全村幾乎都是山地，田地占不到2%，2006年人均純收入只有800多元 。而《半月談》報道過的陜西榆林米脂縣的幾個村莊，大多是扶貧重點村，“一家人一年也掙不下兩三千元，而找一個媳婦至少要兩三萬元，許多人家都找不起” 。
一方面，盡管農民年收入的絕對數值在幾十年間大幅增長，但是婚姻開銷的增長速度更快，考察幾十年間婚姻開銷所占農民年收入的比值讓人吃驚 。費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過婚事費用的估計，大約需500元，“這個數字相當于一個家庭一年的開支”。到了1990年代初，李銀河曾考察中國一貧一富兩個村莊，山西沁縣南山頭村人均年收入332元，結婚費用3000元左右，浙東余姚南陽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結婚費用在1.5-2萬之間 。盡管絕對數額差異很大，但所占比例卻差不多，都是一個農民10年的收入 。而在孫淑敏2000年初對甘肅秦安趙村的研究中，1990 年代后期結婚彩禮的平均開銷已達15000左右，作為貧困縣山區村莊，當時趙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才700多元，結婚開銷相當于一個村民 20多年的收入 。
另一方面，隨著人口流動的頻繁與婚姻市場的擴大，我們可以看到越是貧困的地區，婚姻開銷所占農民年收入的比重越高 。米脂村郝家坪村的在新聞報說，“我們村靠近路邊，條件還算可以的，比我們更偏的地方條件更差，我們這里娶的媳婦不少都是那些地方的，而那些地方的男人娶老婆就更難，花費更高，娶老婆無異于買老婆” 。
這其中存在農村地區的兩個惡性循環 。首先，貧窮導致光棍 。在越是貧困的地區，女性更愿意離開村莊，導致原本性別比就很高的農村，女性更少 。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區，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為他們實在太窮了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貧窮，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過婚姻來改變拮據的生活狀態，因此進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費用 。其次，光棍導致更加貧窮 。在缺乏家庭動力與人生目標的情況下，有的光棍會沉迷于吸煙、喝酒、、等，逐漸荒廢農田，變得更加消極和貧窮 。遺憾的是，在一些學者與媒體的解讀與農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為他們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以及“沒有緣分”等，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也是典型的“責備受害者” （Ryan1971） 。
第二種惡性循環是結不起婚-光棍-必須付更多的錢才能結婚 。費孝通曾在《江村經濟》中曾提到，當農村工業不景氣的時候，晚婚和“小媳婦”制度便產生了 。而當童養媳被，男性又無力借貸并償還婚禮錢的時候，無限的晚婚就會造成一大批單身漢 。而一旦單身漢過了適婚年齡，當他們想娶老婆的時候就要補償更高的代價 。并且，很多單身漢面臨的不僅是年紀大的問題，很多情況下也面臨教育水平低、無固定職業、身體缺陷、嗜好、家鄉偏遠等問題，這時他們唯有出更多的錢才有可能娶到媳婦，以補償女方受到的“損失” 。這對貧窮的農村單身漢來說成為無解的題目 。
我們應該注意到，婚姻開銷上升并非只局限在農村，也并非孤立的，而是在整個去集體化和經濟全面市場化的背景下產生的現象 。劉燕舞通過分析河南、湖南與貴州豫湘黔三個村落時發現，經濟因素對光棍形成的作用是從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凸顯的，另一位學者徐安琪通過分析上海與哈爾濱兩地五十年間擇偶標準的變遷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經濟取向越來越重要的相似結論 。
集體經濟時代致力于消除城鄉差別、體腦差別與工農差別，無論是農村的工分制度下，還是城市的國企體制中，個人收入之間的差別并不大，因此對婚姻的物質要求并不高，而對個人成分因素有時更為看重 。而在去集體化之后，在市場經濟個人利益驅動與物質思想的影響下，個人的貧富差距拉開，對婚姻的物質要求才不斷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趨勢，這才是老鄉“娶老婆等于買老婆”背后深層次的含義 。閻云翔在調查黑龍江下岬村時發現，1980 年代中期開始，當地彩禮逐漸由實物變成現金（當地稱“干折”），對彩禮的要求變得更加“高檔現代”，“單子上甚至包括像沙發這種剛剛在鄉行開來的城市家具 。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檔床上用品，完全超過了新婚夫婦的實際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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