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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起源于兩河流域 兩河文明是哪兩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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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邦文明 ， 其發現和認定 ， 是考古學發出“如何認定文明”這一世紀之問的肇始 ， 也是西方學者辨識文明、歸納文明要素的重要基點 。
19世紀中葉 ， 被譽為“亞述學之父”的英國學者羅林森成功釋讀貝希斯敦銘文 ， 人們意識到兩河流域存在比古巴比倫更早的文明 。1877年 ， 兩河流域南部的泰羅赫遺址出土拉伽什第七任長官古迪亞帶銘文的雕像和泥板文書 ， 確認這就是《圣經》中記載的蘇美爾城拉伽什 ， 揭開了蘇美爾文明研究的序幕 。1931年 ， 學界建立“歐貝德時期—烏魯克時期—捷姆德特·那瑟爾時期”的前王朝序列 。同年 ， 烏魯克遺址埃安娜神廟出土大量原始楔文泥板 ， 為蘇美爾文明的誕生提供了確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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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起源于兩河流域 兩河文明是哪兩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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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 根據泥板文書記載的創世神話 ， 考古學家找到并發掘了兩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城 。古城位于土丘之上 ， 面積約31萬平方米 。在歐貝德時期的遺存中發現了連續建造、位置固定不變的宗教建筑 。最早的祭室是長約3米的方形泥磚建筑 ， 內有低矮供桌 ， 外有灶坑火化供物 。之后祭室面積擴大 ， 出現壁龕和祭壇 。祭壇與供桌相對 ， 是蘇美爾神廟的典型布局 。后來宗教建筑分化出中殿和側廳 ， 祭室發展為真正意義上的神廟 。中殿祭祀神靈 ， 側廳焚化祭品、放置供物并供祭司們居住 。隨著神廟面積的擴大（250多平方米） ， 形成標準的三分式布局 。側廳功能不變；中殿內神壇兩側墻上凸出的墻垛 ， 與神壇構成類似舞臺的神圣空間；神廟整體建于高臺之上 ， 臺上有坡道連接地面 。高聳臺基之上的三分式神廟正是兩河流域最具特色的儀式圣殿——塔廟的雛形 。居住在神廟側廳內的專職祭司逐漸成為等級社會中新的階層 。
隨著一系列重要考古遺址的發現 ， 兩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研究也進入高潮 。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在《遠古東方的新啟示》（1934年）中 ， 最早對埃及、兩河流域及印度河文明的考古材料進行全面概括 ， 提出“文明的開始是出現了使用文字、居住密集且擁有復雜機構的城市” 。由于兩河流域南部在早王朝時期才引入冶金術 ， 所以冶金術未被列入文明要素 。在隨后的《人類創造了自身》（1936年）和《歷史發生了什么》（1942年）中 ， 他列舉了早期近東文明的14個表現 ， 并提出三個共同特征：足夠的剩余產品以滿足新的經濟階層；復雜的生業模式；使用灌溉等技術對土地的集約化開發 。1950年 ， 在《城市革命》一文中 ， 柴爾德從當時最新的考古資料出發 ， 提出城市區別于村落的十個標準 ， 并將其歸納為三個方面：人口規模、密度遠超村落 ， 出現專職的非農人口；通過神廟或國王集中剩余產品 ， 建造大型紀念性儀式中心 ， 供養祭司、精英、官僚階層及專業化的手工業生產者等非農人口 ， 進口外地原料用于生產或儀式活動 ， 出現規律的長距離貿易等；發明記錄系統和書寫文字等 。
1958年 ，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院舉辦關于近東地區文明起源的研討會 ， 哈佛大學人類學家、曾撰寫專著厘清“文化”含義的克拉克洪教授指出 ， 文明社會只要包含以下三條中的兩條即可：超過5000人的城市；書寫文字；紀念性的儀式中心 。但很多學者更關注文明社會的實質 ， 而非“要素”式的外在表現 。
與會學者中 ， 唯一在兩河流域南部開展工作的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院的考古學家亞當斯列舉了文明社會的三個特征：階級分化 ， 導致主要生產資源的控制權和所有權高度分化；地緣組織國家形成 ， 政治、宗教的等級制度在行政管理中互為補充；復雜的勞動分工 ， 除大量初級農業生產者 ， 存在全職的手工業者、仆役、士兵、官員等 。亞當斯的觀點指導了其此后在兩河流域的考古工作 ， 也成為長期引領兩河流域國家及文明化進程研究的基本觀點 。在《烏魯克農村》（1972年）一書中 ， 亞當斯按照遺址面積將烏魯克時期遺址分為鄉、鎮、城、都市四個等級 ， 提出兩河流域南部的“城市革命”經歷了人口增多和人口集中兩個發展階段 ， 在劇烈的社會動蕩中 ， 血緣村落解體 ， 地緣城鎮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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