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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起源于兩河流域 兩河文明是哪兩河流域(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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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 ， 戰爭的爆發使兩河流域的考古工作重心從南部轉移到了北部 ， 尤其是21世紀以來 ， 經過20多年材料的積累 ， 兩河流域北部文明化進程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有兩個方面 。一是喀布爾河上游布拉克遺址周邊的調查 ， 學者們結合遙感技術重建了該地區長時段的聚落演變過程 。結果顯示該地區在公元前五千紀末到四千紀初就開始了城市化 ， 早于兩河流域南部 ， 其城市化路線與南部也不同 ， 在沒有灌溉農業的基礎上 ， 由分散的聚落向一個強有力的政治經濟中心匯集 。到公元前四千紀上半葉 ， 已形成面積達130萬平方米的都市 。二是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高拉遺址和幼發拉底河上游的阿斯蘭丘沒有經過城市化 ， 依然形成了類似國家的高度復雜的集權中心 。
面對兩河流域南部和北部國家形成道路的多樣性 ， 羅馬第一大學、阿斯蘭丘的領隊弗倫基潘教授于2018年提出兩河流域國家出現的四個標志：國家機構創造財富；出現官僚階層（統治者將權力賦予官僚階層 ， 以其名義管理社會 ， 形成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管理體系）；權力及其運行方式高度制度化；權力世俗化 ， 王權高于神權 ， 或王權已從神權中分離 。她對國家權力及其運行方式的強調 ， 受到其主持發掘和研究的阿斯蘭丘材料的影響 。該遺址位于土耳其東部、幼發拉底河上游的馬拉蒂亞平原 ， 高30多米 ， 面積約4.5萬平方米 。到公元前四千紀上半葉 ， 遺址范圍遍布土丘 ， 除平民區和貴族居址 ， 出現建在巨石基座上的三分式神廟 。神廟的中殿面積約130平方米 ， 內有大量成批生產的陶碗 ， 側廳也堆放大量陶碗和印紋塊 ， 推測在神廟內進行日常的食物和勞動力再分配 。到公元前四千紀下半葉 ， 遺址規模達到頂峰 。神廟被廢棄 ， 出現面積達4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宮殿 。內有小型神廟、儲藏室、庭院、走廊、行政管理場所和貴族居室等 ， 不見平民區 。堆積中發現5000多件印紋塊 ， 絕大部分被有意埋藏在A206號坑中 ， 成為記錄該遺址食物儲藏和消費情況的珍貴“檔案” 。與印紋塊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陶罐、陶碗和綿羊骨骼等 。儲藏室A340中發現175件印紋塊 ， 均遺落在開封的容器邊 ， 上面有30種圖案 ， 說明該房間內曾進行程序復雜的大規模食物分配活動 。儲藏室的門鎖被印紋塊封印 ， 表明儲藏制度之嚴密 。III號房間出土了制作精良的砷紅銅短劍、長矛頭等 ， 房間入口有銅制門插銷 ， 表現出統治者對軍事權力的集中掌控 。以上均說明該遺址存在復雜的官僚體系和強有力的集權經濟和政治 。但或因未經城市化的積累 ， 其政體極不穩定 ， 達到高峰后很快走向崩潰 。
縱觀兩河流域考古發掘、研究歷程 ， 不難看出 ， 隨著新發現的考古材料不斷增加 ， 尤其是將南北部差異納入視野 ， 考古學家們勾勒出該地區文明起源不同的發展路徑 ， 也揭示了世界文明化進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這也啟示我們 ， 世界各地文明初興時 ， 面貌千差萬別 ， 很難用統一的“要素”認定或排除 ， 而是應該立足各自考古發掘和相關材料 ， 探索描繪其起源、形成、發展的不同歷程與獨特圖景 。
（作者：馬歡歡 ， 系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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