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是哪個朝代的 顧炎武( 三 )


作為“經師”,顧炎武的經學向來以“精于考證”著稱于世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左傳杜解補正》稱“博極群書,精于考證,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 。清代考據學者普遍推崇顧炎武,如揚州學者汪中稱“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常州學者洪亮吉稱“我國家之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征君若璩首為之倡”,都是看重顧炎武“精于考證”的本領與功績 。民國初年,揚州學者支偉成著《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將顧炎武置于“清代樸學先導大師列傳”之首,視之為清代樸學(考據學)首席先導大師 。
顧炎武主張“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故考據是顧氏經學研究的基本 ***。顧氏的經學考據,是從音韻訓詁入手,旨在準確把握經文字義,進而合理闡發經義 。他認為,訓詁是經學的基礎,而“ *** 猶近古”,故漢學訓詁最可信賴 。他特別看重東漢古文經學家許慎的《說文解字》,認為“論字者必本于《說文》” 。但許慎對字義的訓釋,主要是從字形方向去進行“形訓”;顧炎武則認為“考文自知音始”,故其經文字義考證是側重于從字音方向來進行“音訓”,并且是圍繞《詩經》來開展“音訓”,其成就集中反映在《音學五書》中 。
不過,作為“通儒之學”,顧氏做學問并非像清代樸學家那樣局限于書齋,僅做博覽群書式考證,而是主動走出書齋,直面大千世界,進行類似田野調查的實地考察,廣泛求證于學友 。這是顧氏儒學區別于清代樸學的一個獨特之處 。潘耒在《日知錄序》中提道:“先生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全祖望《顧亭林先生神道表》說:“凡先生之游,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 。”
清代乾嘉考據學盛行的時代,最受學者們推重的是顧炎武的經學考據作品《音學五書》,這是奠定顧炎武“經師”地位的一部經學著作 。當時,《日知錄》并不受待見,如章學誠曾在《與林秀才書》中稱,《日知錄》只是“存為功力,而不可以為著作” 。至晚清,《日知錄》方受學者重視,如安徽學者包世臣曾在《讀亭林遺書》中評論說:“竊以為近百余年來,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 。”清末民初,學界泰斗梁啟超研讀《日知錄》,其看法前后有變化:起先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日知錄》是“札記之性質,本非著作,不過儲著作之資料”,后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乃稱《日知錄》是“含有意義”的“一種精制品” 。

顧炎武是哪個朝代的  顧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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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著《日知錄》 資料圖片
《日知錄》抄錄文獻占了十分之七八,作者自己的話不過占十分之二三 。就此而論,說它是一部“札記”,似乎并不為過 。但是深入地看,作者并非隨意或機械地抄錄別人的話,而是經過了一番“采銅于山”的精心篩選和提煉才錄入其書,這些看似“不過儲著作之資料”的“札記”,其實是作者“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得來的“采山之銅” 。他之所以花這么大功夫,“早夜誦讀,反復尋究”,乃是為了在茫茫書海中挑選出切合于己意的別人的話,以便確切地借用他人之言來表達其本人的思想和見解 。他之所以要采取這種獨特的表述方式,主要是因其看到明末王學泛濫而流于禪釋,乃至于“語德性而遺問學”,所以他要特別提倡“道問學”,并親自以其《日知錄》作出表率:其書大量地引用他人之言,恰在于顯示其學問之廣博,表明其“尊德性”而不離乎“道問學”;而其書不取章句體例,而是萃集他人之言來闡明一個一個貌似互相孤立而實則有內在關聯的“含有意義”的問題,且往往在引用別人的話之后附以作者自己的評論以起畫龍點睛之作用,抑或先亮出作者自己的觀點而后引證他人之言,則在于顯示其有“觀其會通”的本領而絕非一般“章句之士”所可比 。由是觀之,《日知錄》實是作者為倡導“尊德性”與“道問學”之統一而出示的典范之作 。
《日知錄》有三方面的價值最值得重視:
之一,科學價值
《日知錄》的編纂集中體現了顧炎武著書立說的三個原則:
(1)“毋剿說,毋雷同”的創新原則——顧炎武在《日知錄》(八卷本)自序中說:“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 。”《日知錄》(三十二卷本)第十九卷《文人模仿之病》更明確提出:“毋剿說,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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