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醉的意思( 三 )


文學家和詩人是虛構和虛構體驗的主體,他是一個生產者,但讀者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虛構體驗的消費者,因此讀者更接近從中吸食快感的消費者,更容易陷入不能自拔的幻象之中,人們常說某人書讀得太多了,那口氣就如同說“你(酒)喝得太多了”一樣.確實,即使在文學自身的歷史中看,也有許多對沉湎于書本、陶醉于文字的幻象所伴隨的批評,堂·吉訶德讀了太多的騎士小說失去了真實的自我意識和現實感,包法利夫人讀了太多的浪漫主義愛情小說以至不能生活在真實中.在不同的程度上,文學作品成為毒品的一個修辭性的延伸,文學充當了制作美妙幻覺和致幻劑的功能.作為虛構、虛構的快感和幻象世界的體驗與表達,可以說詩歌和文學的合法性一直受到某些限制.即使在文學的社會功能,娛樂、審美和道德教化等等功能之中,也一直存在著沒有明言的虛構或文學的政治性問題表述的制度.某些作品被接受的程度,某個歷史時期文學本身被接受的程度都涉及到虛構的政治權利,或文學的政治性表述的制度.即使文學被接受,文學也是在虛構的政治權利和表述制度本身的框架內的接受,這種制度區分出不同的領域,如私人空間和公共領域,娛樂和政治,敘事話語和論證話語,私人文本和權威文本等等之間的區別,允許虛構話語和虛構經驗在不干預公共領域、論證話語邏輯和政治的權威文本的基礎上擁有它的有限合法性.就像宗教虛構敘述和啟示性話語早已被合理化地驅逐出公共領域,而只能在它的信徒內部擁有至高無上的特權一樣.在文學的虛構體驗和幻象世界被社會作為慣例以制度化形式接受之外,仍然存在著被社會的某些核心部分秘密地、非公開地拒持在外的合法性.
人類想以某種形式從日常體驗中超越出來的欲望,不僅在宗教中得到了表達,而且也在其他世俗化的努力中得到了表達,它們可能深深地受到了麻醉性植物的影響.邁克爾·波倫在《植物的欲望》中說,可能存在著一部與麻醉性植物有密切關系的人類“想象的自然史”,以及與麻醉性植物有關的“文學的自然史”、“宗教的自然史”或“哲學的自然史”.在這么一部歷史的某處,應該有談論罌粟和大麻在浪漫主義想象中的作用的一個章節.許多浪漫主義詩人試驗了它.這些麻醉性植物在人們稱為浪漫主義的“人類敏感性革命”中扮演著革命和啟蒙的角色.有人在柯勒律治的言論中認出了罌粟和大麻的修辭學痕跡:想象是一種可以“消融、漫射、驅散”,以便來重新創造的精神能力,朝向偶然性、即興和無意識領域.不僅浪漫主義詩歌,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立體派和爵士樂或者是搖滾樂,都得益于這種轉換性想象的觀念.這些植物的生化毒素是作為一種文化上的誘導有機體突變的物質來起作用,它們是一些具有改變精神結構力量的化學物質,可以激發新的比喻、新的看事物的方式.
曾經有過一個時代,所有的寫作都作為一服良藥呈獻給國王與臣民,但在柏拉圖看來,“寫作”這服藥無助于好的、真正的回憶,它總是充滿遺忘和幻影,德里達寫道:“正是憑著真正的、活生生的記憶和真實,才能指控寫作這劑壞藥是一劑不僅引向遺忘,而且引向不負責任的藥.寫作本身就是一種不負責任,是漫游和玩耍跡象的孤兒狀態.寫作不僅是一種藥(毒藥),也是一種游戲,如果不受對哲學真理關懷的制約,寫作就是壞游戲.于是在一個家庭情景的修辭學中,不存在對寫作問題作出回答的父親,也沒有生動的、純粹活生生的言語能幫助寫作.”有趣的是,德里達指出,不僅是昆西和阿爾托這些癮君子的寫作,從荷馬到但丁這些在最肯定、最具有生產性、最不可簡約的意義上的寫作,這些占支配性地位的人物,也卷入了這一歷史.作家詩人所求助靈感、繆斯、神靈和精靈,并讓自己的整個身心為這個幽靈所占據,“這是一種追隨(“靈魂出竅的”)毒品某一天占據了空閑的位置的歷史,或扮演一個衰弱的幽靈角色的歷史.這可能是一個方法上的挑釁,是一個召喚幽靈的技術問題:神靈、鬼怪、靈感和指令”.詩歌是自我表達的領域,似乎也是一個幽靈般的“他者”的顯現之地.
寫作一直是一個與身心的亢奮或恍惚狀態有關的主題,這個寫作自身的主題涉及“幽靈”和“本體論”,涉及一個二元對抗的觀念譜系:虛擬和真實,自然與文化,自由與依附,解放與異化,公共和私密等等,這些兩元對立的概念光譜也極其容易從一端過渡到另外一端.從昆西和阿爾托,到??潞偷吕镞_本人,都面臨這個幽靈的誘惑:如果可能,無論在字面意義還是隱喻意義,無論是身體還是心靈上,我們難道不應該嘗試某種起支配性作用的歷史,也就是說,嘗試那些被稱為(創造和尋求)“靈感的歷史”?這里隱含的問題似乎是:在對毒品所提供的“虛構的體驗”中,什么依然是“令人亢奮的”“靈感狀態”?它與文學詩歌所產生的虛構體驗之間的界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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