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學者 ， 錢鍾書幾乎必然地要從文化上來認識“圍城”的精神困境 ， 從而產生深刻的孤獨感和荒誕感 ， 在全書的結束部分 ， 方鴻漸在經歷了教育、愛情、事業和家庭(婚姻)的失敗后 ， 這樣感嘆：在小鄉鎮時 ， 他怕人家傾軋 ， 到了大都市 ， 他又恨人家冷淡 ， 倒覺得傾軋還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 。就是條微生蟲 ， 也沾沾自喜 ， 希望有人擱它在顯微鏡下放大了看的 。擁擠里的孤寂 ， 熱鬧里的凄涼 ， 使他像許多住在這孤島上的人 ， 心靈也仿佛一個無湊畔的孤島 。
這里已經明顯地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的人生感嘆 。但這種文化困境、精神困境 ， 卻是發生在衰微積弱的老大中國與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劇烈沖突中的 ， 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令人深省的畫面：經過一家外國面包店 ， 廚窗里電燈雪亮 ， 照耀各式糕點 。窗外站一個短衣襤褸的老頭子 ， 目不轉睛地看窗里的東西 ， 臂上挽個籃 ， 盛著粗拙的泥娃娃和蠟紙粘的風轉 。
還有全書結尾處那只著名的祖傳老鐘 ， 方鴻漸的爸爸作為結婚禮物送給兒子兒媳的寶貝鐘 ， 每小時“只慢7分鐘”的“很準”的鐘 ， 這會兒已經慢了5個鐘頭的鐘：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 ， 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
有些西方批評家說《圍城》寫了西方文化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 ， 也有中國批評家說表現了西方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失敗 ， 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文明不救中國的主題 。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 ， 但錢鍾書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場 ， 他更著力于嘲諷偽文化人的可笑、可憐和可恥 ， 更多地是要寫出中西文化沖突中的尷尬、窘迫和困境 。而從更廣闊的文化意義上來體認 ， 《圍城》更主要的是寫“圍城”困境 ， 其藝術概括和思想意蘊超出了狹隘的個人經驗、民族的界限和時代的分野 ， 體現了作者對整個現代文明、現代人生的深入思考 ， 也凝結著作者對整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和人類的基本根性的歷史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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