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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政府被指打壓學校污染事件：不準學生轉學( 二 )

母嬰育兒安全貼士事件常州


違規
毒地旁邊有學校， 看上去是很匪夷所思的邏輯 。 但就是這樣匪夷所思的邏輯， 卻從2010年工廠搬遷開始持續到了現在 。
比如一個明顯的匪夷所思之處就是， 學校的動工首先就是典型的“未批先建”， 環評報告出具是2012年3月， 而2011年8月學校就已經開始動工了 。 同樣匪夷所思的是， 作為常州最好的初中之一， 政府為什么要在明知旁邊地塊曾經有毒的情況下讓其搬遷至此？
這也要從兩方面來看 。
第一， 是對土壤污染本身的認識就不足 。 對受污染嚴重的土地進行“土壤修復”成為業內乃至行政的共識， 是在2014年環保部和國土部發布《全國土壤污染狀況公報》之后；在那之前， 人們對此的認識根本不足 。 如果從最善意的角度來揣測， 無論是教育部門、當地政府還是校方， 都不會惡意存心地把一個好學校選在這樣一個“棕色地塊”， 他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污染物可以擴展到這樣大的范圍， 同時土壤修復還可能造成二次污染 。 別說這些人， 就是做修復的施工方， 也不一定有這樣明晰的意識， 否則至少在修復的施工中， 他們應當就對周圍幾百米的范圍進行防護告知 。
第二， 當然是地方利益的動機 。 一個工業地塊轉換成商業用地或綠化用地， 本身并沒有什么錯；但工廠搬走后， 如何繼續保持土地的出讓價格、帶動周圍區域的發展？建學校當然是個好主意， 好學校尤其如此 。 因為學校在這里， 就有人氣；周圍的商業、住宅等， 也會帶動著水漲船高 。 對于土地財政占比極高的地方政府來說， 這應該是一筆好買賣 。 所以， 當地環保部門的人才會面對《財新》采訪人員采訪時表示， 地方政府是下了很大決心進行整治的：本來這塊地是要賣給亞洲著名的SM集團進行商場開發的， 但現在不但人家不來了， 政府還投入了幾個億進去修復 。
云間子不無無奈地表示， 常州政府能拿錢出來做修復已經算是“進步”了；如果換作是一個沒錢的政府， 在污染地塊上面填土覆蓋， 水泥混凝土一澆筑， 或許誰都看不出下面是什么， 但長年累月的過程中， 就會變成慢性的污染源 。
這也就能解釋為什么這件事延宕至今才暴露于輿論之中 。 在網絡熱炒的當下， 有不少當地的網友表示， 當地的政府對此事曾經一直持打壓的態度和做法：不準該校學生轉學、不準老師辭職， 如果有家長抗議， 則去做家長的工作， 等等 。
寄希望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延政策， 最后終有紙包不住火的一天 。
責任
那么， 問題來了：這些孩子的身體健康問題， 究竟應該由誰來負責？
一個很悲哀的答案可能是， 這個責任追究起來可能會很困難 。 比如， 首先就要界定污染和病變之間的關系——從法律上， 要證明這種關聯性， 可能難度很大 。 美國歷史上唯二的環境污染導致疾病的大案中， 當事人就曾經花費了巨大的代價去證明這種關聯性， 最終獲得賠償， 而那已經是半個多世紀前的事了 。 從1958年第一起污染到1980年居民的搬遷、賠償的開始， 中間差不多有30年， 后果已經不可逆 。
第二， 如果要追究責任， 以下幾方可能會形成一個循環：從直接的污染來看， 是土壤修復過程導致的；但土壤修復的施工方又僅僅是乙方， 甲方委托者依然是政府（但同時， 施工過程中的違規， 比如報道中提到的抽取地下水施工同樣造成了污染） 。 從政府角度來說， 要追責則需要同時追兩方面的責任：第一， 官員可能存在的玩忽職守；第二， 對這塊土地造成污染的企業 。
常隆化工，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有著黑歷史的企業 。 被曝出“養豬場下埋萬噸劇毒”的， 是這個企業；該企業也曾經因為違規向河流中排放污染廢水而被法院判罰1.6億元 。 而在我們的現行法律中， 對此的追責規定也是不足的 。 比如， 在搬遷之時， 其實就已經默認了“權利和責任已經了解”；如果當時政府沒有就土地污染的狀況作出要求、說明要恢復到建廠前的狀態， 企業就有理由推脫土壤修復的成本， 最終往往也是政府來買單， 法律也沒有規定讓企業承擔污染修復的成本 。 而從企業的角度來講， 如果要使用高標準的環保設備， 生產的利潤就可能會失去 。
畢竟， 他們掙的本來就是環境的錢 。 而利益一旦被冠以“公共”二字， 就往往沒有太多人去在乎， 尤其當這件事“事不關己”的時候 。
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 在有員工實名舉報違規排放和填埋的情況下， 常隆化工目前一切依然 。 財新的報道中就提到， 當地的環保部門多次檢測， 也沒有查到污染的情況——這真讓人費解， 不是么？但其實也容易理解， 畢竟一塊被認為是“毒地”、需要政府投入修復的土地， 和一塊不用政府做什么的土地比起來， 哪個對財政的負擔更輕， 一目了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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