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是華夏文明的恥辱 三星堆否定了夏朝1001無標題( 二 )


三星堆是華夏文明的恥辱 三星堆否定了夏朝1001無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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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是華夏文明的恥辱 三星堆否定了夏朝1001無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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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于定居農耕和游牧族群之間的,是半農半牧族群 。他們或者游牧和游耕,或甚至以定居農耕的同時經營畜牧,史籍中稱之為“產牧”生業,多半游動范圍不大 。在從事農耕生產時至少需要臨時性地固定頭發,因而在三星堆青銅人像中就有盤發的發式和形象(圖6) 。川滇西部正好位于著名的胡煥庸線旁,和著名考古學家童恩正畫出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上,地處橫斷山區及其附近,地形地貌和氣候條件復雜多樣,因而也正好是多種生業的族群雜處的生態過渡性地帶,與出土資料和文獻記載提供的歷史信息正好相符 。
三星堆是華夏文明的恥辱 三星堆否定了夏朝1001無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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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見,三星堆古蜀王國是上古中國大西南地區地域遼闊、族群支系眾多、生業方式多元多樣的早期文明共同體 。作為上古大西南地區規模頗大、幾乎整合一方的區域文明共同體,在中國早期文明進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 。
三星堆文明不僅擁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特點非常鮮明 。近年來三星堆的重大考古發現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從學界封閉的象牙塔大步跨進廣大公眾視野,相當扯人眼球,除了其重大學術價值和媒體的大力宣傳外,無疑也與其形象獨特多樣的大量青銅造像、金玉器皿和珍貴象牙本身琳瑯滿目、瑰麗多姿、極具神采的觀賞價值分不開 。在一個時期以來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之中,像三星堆、金沙這樣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好看,觀賞之余又每每激發觀者無窮推測想象的個案確實不很多 。這無疑構成了三星堆文明引人矚目的特質特色 。
對此還是以三星堆青銅人像的發式或發飾出發,對之略加討論 。如1986年出土的一件體型不大的青銅人像(圖7),其發型整體呈現額發后梳、后發前卷之勢,相當奇特神妙,即使今天看來亦頗具“前衛”風采,反映了三星堆先民審美藝術穿越古今的永恒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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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今年公布的另外三件青銅人像的發型,則以束發而成的發髻沖天而起、極盡高聳為近乎奇怪的鮮明特點,而且三者的造型似乎又各有所不同,不禁令人遐想或猜測其蘊含的政教涵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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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開人物發飾等造型以外,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中大量動植物造型亦非常精美,如其大大小小的青銅神樹,以及各類飛禽等動物的造型,往往都形象美輪美奐而蘊涵政教深意 。與三星堆一脈相生的金沙遺址出土的極為精美、動感十足的“太陽神鳥”金箔,已經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標志 。而三星堆長達143厘米的金杖,也與其后金沙遺址出土的金冠帶圖像,從內涵到形式可謂形神相承,金杖身上的紋飾包括頭戴王冠的蜀王人像,和鉤喙魚鷹背負戳入魚身之羽箭展翅飛翔的圖案 。據研究,戴冠者可能正是蜀王魚鳧氏形象,而金杖應是其王權的神圣象征 。
商周青銅器系統以鼎、簋等形體莊重的禮器為突出特點,三星堆青銅器則以大量人(神)造像最引人注目,后者以人為本(原型)、栩栩如生的形象,似乎更具有一種“文藝范兒”,應為后世巴蜀文化崇文尚藝風格特質的源頭活水 ??傊彩菂⒂^過三星堆遺址或其博物館的朋友,都不難獲得一個深刻印象,這是一個風格獨特、個性鮮明的早期區域文明 。
不僅如此,種種跡象表明,以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古蜀作為上古區域文明,其政治整合的文明發展進程,也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級的程度 。例如,由于“沉睡三千年”,年湮代遠,三星堆文明長期不為秦漢以后的世人所知,以至蜀地現存最早的本土史籍《蜀王本紀》亦視古蜀文明如洪荒,甚至斷言其“未有禮樂” 。但是,三星堆-金沙的考古發現徹底刷新了人們的認識,其禮制文明的水平應已經相當高,而且以蜀王作為共主,建立起一整套統一秩序規范體系,表現出跨邦國族群的強大整合力度 。如前引三星堆2號祭祀坑出土的蜀王銅像,身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通高262厘米,既是蜀地邦國族群聯盟的共主,又明顯出自椎結簪發的農耕族群,是迄今為止舉世最高的出土青銅人像 。而在與三星堆相隔不過三四十公里的金沙遺址,則出土了一件十幾厘米高的小型青銅人像,其造型風格和極富于特征的手勢等禮容儀態,與三星堆大立人像如出一轍,但腦后卻拖著長長的三條辮子,與大立人椎結簪發的特征迥然相對,顯然出自編發族群 。分別出自三星堆和金沙的大小銅人發飾相異而禮容儀態相同,形象生動地反映,在疆域廣遼、橫跨族群和生業生態區的古蜀王國,已經具有相當統一性規約的一整套禮制文明,其政教整合水平已頗高,這與三星堆-金沙遺址及其大量珍貴文物所揭示的燦爛的青銅文明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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